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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丰富了民事法律的内容，也推动了民事诉讼与审判的近一步制度化，成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上重要的一页。

　　虽然宋朝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讲求明法，重视司法的时代，但审理民事诉讼，也是非常重视调解结案的，并使调解制度化。当然，这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在儒家传统的“无讼”理想的影响下，官员们在审理民事诉讼时，力求调解结案，一显示其“布宣德化，训迪人心”；另一方面可以减免由于卷入诉讼而耽误生产和费用。

　　由于调解有利于居民间和谐共处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在宋代司法术语中称之为：“和对”，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官府调解：是地方官员的职责之一，也最具有权威性。《清明集》中，胡颖在审理奉宗兄弟争论田产诉讼一案时，就运用了官府调解这一制度。官府调解之后，需要立有甘结之类的“无词状”“和对状”申官存案，以示了结。

　　乡曲亲戚调解：是宋代常用的调解方式。《清明集》中，胡颖在审理李茂森赁人屋而擅自改建案时，便动员邻里进行调解。在乡曲尽享调解的情况下，官府会对双方当事人“和对”结案的期限进行规定，以避免久调不决。

　　宗族调解：也是民间自行调解的常用方式。《清明集》中朱司户与族人朱元德因立继之事起争，在族人劝和下调解，订立和议状，并有一状申官保存。

　　由于调解的结果需要申官备案，具有强制性，不得反悔，反悔者要“追入罚钱断罪”。但是如果调解的结果违背了“务要两平，不得偏党”的原则；或者违法背义，则所订立的协议无效。至于调解不成的，仍要有官府依法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