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洁 通讯员 王玲

一个半小时的长聊，终于，对方从开始的拒接、戒备到后来的倾诉，最后答应了明天来调解室，接受第三方公益法律调解。挂掉电话，李民长长舒了一口气，抬头一看，时针已指向深夜11点。

公交车上，李民打开了微信朋友圈，62岁的黄大姐抱着满月的孙子，笑得格外开心，那是五年离婚诉讼大战结束以来，李民第一次见她如此开怀；与男朋友陷入经济纠纷的小李，肿瘤化验单上好几个指标开始好转；因房屋质量争议与开发商最终和解的业主张先生，和爱人在高高兴兴地逛家装城……夏夜微风吹过，李民的心头感到一阵阵舒爽清凉。

图为李民参加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节目

赫赫有名的“金牌调解员”李民，北京市公益法律服务促进会和北京市公益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在库调解专家，北京电视台“第三调解室”特邀专家，丰台调解协会副会长。当过消防兵，管过交通安全，当过社区综治办主任，做过人民陪审员。老李说，做调解员的10年是他人生最精彩、最具挑战也最有意义的10年，他调解的上千件案子中，80%涉及婚姻家庭关系，“家庭是最小的社会组织，家庭的幸福、祥和，同样离不开灭火器、安全员、综治办、陪审员……”

一张手绘家谱图打动“天桥后人”

“派出所要不把我的洗衣机找回来，我就每天去一趟市公安局！”第一次站在曹家祖上传下的5间半平房小院里，老李惊呆了。50、60平方米的低矮拥挤空间里，密密麻麻安装了20多个摄像头，五六扇防盗门，大大小小十多把铁锁，以及，两个高音喇叭“喊话器”。

院里居住的是北京人曹大爷一家和安徽来的亲侄子一家人。十多年来，两家人无休止地谩骂、互殴、怨恨，一把门锁引发三次法庭诉讼，一个洗衣机导致上百次派出所出警、居委会调解、频繁上访……接过厚厚的案卷材料，李民心里沉甸甸的，案情似乎远没有一把门锁索赔、一个洗衣机失窃那么简单。

为彻底摸清曹大爷与侄子一家人积怨的由来，找到问题的根源，李民展开了大量细致的调查走访工作，调阅了1972年以来曹家的历次诉讼案卷，走访了规划建设部门、邻居、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曹家庞大的家族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对曹家房产的法律权属继承分配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

曹家曾是天桥地区有名的杂技世家。曹家有7个儿子、2个女儿，孙辈更是多达35人。自1972年老母亲过世后，围绕5间半平房的权属，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家族混战展开。

“说实话连我自己都记不全……”调解室里，当李民把两张手绘的图表放在曹大爷面前时，一直阴沉着脸不愿开口的夫妻俩不由得瞪大了眼，表情格外复杂。

一张曹家三代家谱示意图，用红色、黑色两种颜色进行了标注、圈划，图表上不仅有每个人详细的生卒年月、配偶、子女情况，还有明晰的长幼排序、继承关系，虽然家族成员多达40多名，但整个示意图逻辑性强，一目了然。

另一张曹家房产示意图，清晰地绘制了五间半平房所处地理位置、形状面积、房屋性质、居住使用变化情况，甚至连后来改造的房门，以及矛盾导火索洗衣机的摆放位置也进行了标注。

为绘制这两张示意图，李民前后查阅了1972年至2014年曹家八次法院诉讼卷宗，2013年至2015天桥派出所十余次出警和问询、调解笔录，2013年至2016年市公安局信访接待站上百次接访记录。他还前后三次前往实地查看，走访邻居和社区工作人员，与曹大爷夫妇、侄子夫妇，以及曹家大哥的女儿等矛盾厉害冲突当事人面谈及电话沟通不下百次。

经过反反复复与曹大爷夫妇地耐心沟通，释法明理，曹大爷的思想明显有了松动。李民抓住时机，以“老北京”的身份，从生活品质、家族荣耀、血脉亲情、市民素养等方面跟老曹进行了朋友一般的聊天，“天坛公园这么近，都是各种兴趣爱好的老年人，您每天去走走多好。一个洗衣机才600元，您今年76了，锻炼好身体，每天心情舒畅，活到90岁，多少个洗衣机都回来啦……”

“其实就是赌气！你不仁，我就不义。”曹大爷长叹了一口气，眼眶有点发红，“父亲在的时候，一手绝活全国有名。九个孩子现在就只剩我，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侄子60多了，户口还在安徽，没有固定经济来源，在北京落个脚特挺不容易……”

曹大爷告诉李民，以后不再来信访。

开往春天的“幸福57路”

23点16分，冬夜，国贸。又一次错过了末班1号线地铁，寒冷中，李民登上了开往虎坊桥的57路公交车，正巧碰上70多岁的吴大姐和外甥女也坐这趟车，几个人一路闲聊着。车到崇文门站，上来一名60来岁的男子，“舅舅！”“四弟！”，上来的这人正是吴大姐的弟弟，三人很快攀谈起来。

热聊的一家三口似乎忘记了李民的存在。谁能想到，这是两年“冷战”以来，姐弟俩第一次亲亲热热坐在一起说话。李民远远看着他们，露出一个无比欣慰舒心的笑。

事情还得从600万拆迁款说起。父母留下了北京西城区一套不起眼的平房小院，一直是两个弟弟在居住和使用，因为祖上一直有“重男轻女”观念，因此两个姐姐并没有过多计较。就在两年前，得知600万拆迁款悄悄被弟弟收了，两个姐姐再也坐不住了。几十年亲密无间的四姐弟情谊出现了巨大裂痕。

考虑到原本非常融洽的四姐弟关系，结合父母生前遗愿，处理这起家庭纠纷时，李民并没有急于从法律方面入手，“公事公办”给出拆迁款的分割建议，而是试图从家族家风、伦理道德的角度，为四姐弟消除误会隔阂。

令李民意外的是，效果比他想象的还好。仅仅用了大半天时间，调解室气氛从最初的“冰天雪地”到“春暖花开”，坐在一起的四姐弟前嫌尽释，向亲人完全敞开了心怀，并很快自行达成了600万拆迁款分配协议。

“银发离婚热”背后的冷思考

近80岁的退休工程师梁大爷和老伴结婚50多年，离婚闹了10多年，打了12场官司，进行了26次起诉、上诉和申诉信访。15年前的离婚协议书上，梁大爷明确表示放弃两套住房所有权，但后来，他后悔了。

一生经历了三次婚姻、两度丧子的梁大爷说，“现在我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从她那儿要回一套房子！”

李民认真研究了梁大爷的案情，查阅了梁大爷历次诉讼所有案卷材料，跟梁大爷的老伴以及所有办理过梁大爷案件的派出所、法院及社区反复沟通多次，与梁大爷本人谈话更是进行了十多次，最终发现梁大爷在10多年诉讼和申诉信访中，始终坚持不放的“尚方宝剑”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四条”。

为了从第三方角度最大程度对“第十四条是否适用梁大爷案件”进行中立、客观、公正的解读，李民请教了多位民法、婚姻法方面的专家，向律师、法律工作者、婚姻登记主管部门了解情况，掌握了第一手的全面、准确的证据材料。

“‘没有生效’不等于‘无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您在离婚协议中自愿放弃两套房产的承诺真实有效，法院的判决没有问题。”找准了症结所在，李民决定“对症下药”。梁大爷听力不好，反应有点迟缓，李民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重复，每次谈话的时间越来越长，内容也越来越多……

慢慢的，梁大爷的态度不再执拗、偏激。梁大爷无儿无女，身体状况每日愈下，几年来，李民一直默默关心着老人和前老伴张大妈各自的生活状况。梁大爷与那个卷入离婚大战的“第三者”保姆很快结了婚，又很快诉讼离婚。现在，梁大爷与张大妈的关系缓和了许多，有时候会互相通个电话聊聊家常，偶尔梁大爷也会在电话中流露出想和好如初的念头，但张大妈没有答应。

图为李民在办公室的工作照片

“婚姻家庭，既是爱情港湾，也是责任义务；既是个体行为，又是社会关系。婚姻美满了，个体才会幸福，社会才会和谐。”李民说，“我调解了很多离婚诉讼案件，但这个案子，令我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同时，也带给了我一些新的思考。”

“从整个案件的发生、发展、结束过程来看，各级法官运用法律恰当，针对双方当事人实际情况，作出了人性化的判决，尽可能为双方当事人留出了缓冲、反思、和解的余地和空间。这种法治的人文精神值得赞赏。”李民说。

“在这个案件中，值得注意的是，多次离婚诉讼均由梁大爷提起，且态度坚决，非离不可。”李民说，“此时恰遇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四条出台，成为了其反悔撕毁最初离婚协议的‘有力武器’。虽然他反复无常的表现站不住脚，但这个案例对法律界、对于司法实践提出了新问题，值得思考。在处理敏感又复杂的婚姻家庭问题上，我们每一个举措、每一个步骤都要慎之又慎。”

翻开工作笔记，李民写下这样一段话，“结婚是两个人的事，离婚是两个家庭的事，结婚是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离婚是两个人两个家庭各自奔向各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