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法网

　　2018年5月23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召开《北京蓝皮书：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7-2018）》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楼六层会议室举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蔡继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鲁亚参加会议并讲话，来自人民网、中国网、中新网、中青网、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新京报、北京晨报等媒体记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分社社长邓泳红，副社长陈雪，总编助理郑庆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图书信息中心、外宣办、综治所全体同志参加发布会。

　　发布会由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7-2018）主编殷星辰研究员主持，综治所所长、研究员袁振龙重点介绍了总报告的内容和社会组织治理栏目的主要内容，马晓燕、南方、邵超、殷星辰、李会彬、于丽娜等分别介绍人口问题治理、网络社会治理、社会矛盾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和违法犯罪治理栏目的主要内容，并回答了相关媒体记者的提问。

    一、主报告观点介绍

　　观点一：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稳步提升，但城乡结合部的治理仍然存在短板

　　首先，北京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信息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北京市16区全部纳入市级网格化城市管理平台，实现了市级、区级、街乡镇级平台的系统对接和数据实时共享。同时，北京市“三网”融合也基本完成，16区全部实现9项融合，52个街道（乡镇）开展“三网融合”示范点建设。其次，智慧型社区建设取得了新进展。目前，北京市智慧社区已达2583个，其中2017年新建智慧社区362个，同时推进630个智慧社区升星。在智慧社区建设取得新成果的基础上，北京市又全面启动了“智慧小区”的建设工作，目前已有12家小区进入首批北京市智慧小区示范工程建设单位。并且，北京市于2017年又新建了100个“一刻钟服务圈”，总数达到1442个，使服务圈在城市社区的覆盖率达到85%以上。最后，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针对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超大型城市的特点，北京市提出了“精治、共治、法治”的城市治理理念。精治即精细化治理，共治即共同治理，法治”是现代治理的显著特征和主要方式。“精治、共治、法治”的城市治理理念的提出，无疑会进一步提升北京作为超大型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与此同时，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治理还存在不足。城乡结合部已成为影响首都社会和谐稳定、诸多隐患潜在的地区。因此，应加强对城乡结合部的治理。一是加强对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工作，加强出租房监管；二是应完善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市政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三是完善管理体制；四是广泛发动公众参与，重塑社会文化认同。

　　观点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取得新成效，但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仍需完善

　　首先，政府的法律顾问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北京市人民政府陆续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京政发〔2016〕30号）、《关于推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市、区、乡镇(街道)三级政府在2017年底前配齐政府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对于保障政府部门贯彻“依法治理”的社会治理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公益诉讼制度在北京试行并发挥实质作用。2017年，北京市首起由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结案，并且提起全市首例大气污染环境公益诉讼，另有三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检察机关向关法院提起了诉讼，有效对污染环境等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作出了处理。最后，法律援助工作取得新进展。一是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加大了法律助力度；二是召开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部署会，成为全国首个在全市范围推行刑案件律师辩护全面覆盖的试点城市；三是北京市正式启用了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12348法律咨询综合服务平台，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咨询服务。四是推出26项措施构建老年人法律服务绿色通道，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北京市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还需健全。在此，建议先由全国人大进行立法，建立社会组织基本法。然后在基本法的统领下，再逐步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以解决法律法规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和相互矛盾的问题。

　　观点三：社会组织的发展工作稳步开展，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机制亟需健全

　　首先，培育、孵化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更加健全。为了大力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北京市颁行了两项旨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文件。一是北京市民政局于2017年3月9日发布的《北京市民政局关于社会组织培育孵化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京民社发[2017]61号）。二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于2017年9月15日发布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京办发[2017]32号）。两个文件内容具体，措施齐全，为推动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其次，北京市投入人民币500万元发起成立了“北京市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联合体”，并由北京市社团办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一系列文件，以加强各级平台的互动合作，在全市形成“上下贯通、分工明确、系统规范、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市区街三级社会组织扶持发展体系。最后，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三地社会组织间的合作交流。京津冀三地多次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和座谈会，就成立京津冀民间社会组织合作联盟、社区服务项目设计与策划的相关经验分享机制等内容达成了共识，以实现三地之间社会组织的优势互补。

　　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机制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一是加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机构的工作能力建设。二是加大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力度。三是打通社会力量参与的通道。

　　观点四：公安局打击违法犯罪的整体效能明显提升，检察机关运用信息化系统大幅提高检察官的办案质量

　　首先，北京市公安局针对入室盗窃，伪基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以及电信网络诈骗等多发型犯罪，采用新型的工作方法和侦查手段，有效地提高了案件的侦破率。截止到2017年9月，北京市的全局现案破案率同比上升16.7%，侵财类现案破案率同比上升12.4%，其中，入室盗窃发案量同比下降15%。而北京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人民群众财产损失分别同比下降45.3%、43.9%，抓获犯罪嫌疑人、破获全国案件分别同比上升16.3%、52.1%。其次，检察机关运用信息化系统大幅提高了检察官的办案质量。2017年5月，北京市检察院通过整合，升级研发了办案信息查询系统。北京市各级检察院结合办案工作，可通过查询系统向市检察院信息化检察部门提出查询目的和需求申请，经审批后开展查询，对相关信息进行“一键搜索”、比对分析、画出关系图等，最后通过系统定向反馈查询结果。截止到2017年11月，北京市检察机关通过办案信息查询系统，共对893人次进行信息研判，向办案部门反馈信息5056条，为检察官确定涉案人身份、寻找证人、查找财产来源、辅助认定犯罪主观方面等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后，推广十大创新事例以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北京市高级法院于2017年10月面向全市法院征集并发布了十大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先进事例。这10个事例的发布，对于推动北京市少年司法制度不断完善，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观点五：社会领域流动党员的服务和管理还需要加强

　　据统计，北京市流动党员已达10.2万，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服务管理工作十分必要和紧迫。当前，北京市流动党员的服务和管理还存在着流动党员的身份难以为党组织所掌握、流动党员的党组织活动难以正常开展、流动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难以正常发挥等问题。对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流动党员的服务管理体制，简化党组织转接程序，确保党员“流动不流失”；二是强化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建立流出地与流入地“互访制度”，实现党组织工作对接、双向管理；三是建立领导考核责任制；四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逐步走出一条开放式、服务型、社会化的流动党员服务管理新路。

　　二、社会组织治理篇主要亮点

　　当前青少年服务的需求与供给呈现一定的不匹配现象

　　蓝皮书指出，通过对北京市Z城区875名青少年的需求现状及15家社会组织的服务现状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城市各类青少年群体的现实需求，以及现有青少年组织的服务供给情况，并将二者进行对比，发现现有青少年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供给中，应进行服务数量的调整：主要应增加满足青少年群体在“物质”、“婚恋”和获得“成就”等需要的服务内容，适当减少“求知”、“求职”、“道德修养”和“自我认知”等需要的服务数量。

　　社区弱势青少年群体和区域高端产业从业青年群体的服务有待加强

　　蓝皮书指出，比较Z城区青少年社会组织为六类青少年群体提供服务的数量，发现得到最多服务数量的是学生青少年群体，得到服务数量相对较少的是社区弱势青少年群体（包括残障青少年、待就业青少年）和区域高端产业从业青年群体。

　　六类青少年群体的需求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同，服务供给应有的放矢

　　蓝皮书指出，区域高端产业从业青年群体需求的特点是比较渴望获得“尊重”和“成就”，而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行政部门从业青年群体对获得“尊重”和“成就”的需要则相对较低；企事业单位非行政部门从业青年群体更希望满足“身”“心”健康、“个人发展”和“物质”方面的需求；社区从业青年群体的“奉献”需求较高，而“身体健康”、“人际交往”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相对较低；社区弱势青少年群体对“求知”的需要表现较高，而“尊重”、“成就”、“发展”、“奉献”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较低；对学生青少年群体来说，“人际交往”、“保持个性”、“文化娱乐”、“成就”、“心理健康”、“尊重”、“求助”的需求较高，而在“物质”和“创业”方面的需要较低。

　　从青少年的需求出发，适当调整不同青少年群体的服务结构和服务内容

　　蓝皮书建议，将青少年的需求评估作为服务工作的出发点，是社会组织要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还应根据青少年群体的需求与青少年社会组织现有的服务内容进行梳理和对比，对于数量和结构上的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进行动态调整，以更好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更有效地开展城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工作。

　　社会组织与居民参与是老旧小区治理“双核心”治理的主体

　　蓝皮书指出，老旧小区自我服务与管理，需要构建一种多元主体互动合作、共商共治、共建共享的横向组织网络。在基层实践中，社会组织重新整合社区内外资源，采取“双核心”的创新治理。社会组织作为外部核心的主体，居民参与为内部核心主导，在计划性参与下围绕社区公共议题开展项目化运作，综合多方资源和力量，培育并提升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

　　社会组织是老旧小区自我服务管理的重要主体

　　蓝皮书指出，在老旧小区的自我服务管理过程中，社会组织已成为重要主体和依托。社会组织是基层老旧小区多样化社会需求的满足者、基层活力的激发者、居民自治能力的提升者、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者，不断推动基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在老旧社区治理创新中，社会组织尤其应当注意不同社区环境中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及对相关资源的适度协调整合，了解自身组织的功能的边界。

　　三、人口问题治理篇主要亮点

　　冀豫鲁在京流动人口中，超过六成以上有打算在京长期居住（5年以上）的意愿，70后、80后年龄段特征明显

　　依据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截取2016年冀豫鲁在京流动人口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冀豫鲁在京流动人口中，超过六成以上都有打算在京长期居住（5年以上）的意愿，按照居留意愿强弱排序依次为山东、河北、河南。同时，70后、80后年龄段打算长期在京居住意愿高于60后、90后年龄段流动人口，而且已婚家庭的流动人口打算在京长期居住意愿特征明显，“城－城”流动状态下的流动人口适应性与适应条件好于“乡－城”流动状态下的流动人口，更倾向打算在京长期居住。

　　冀豫鲁在京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个人、经济、社会和制度因素影响。

　　冀豫鲁在京流动人口中，随着其教育程度提高、家庭月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增加、社会阶层地位提升、居住形态升级、就业身份的提升、流动时间积累较长等因素影响，更倾向打算在京长期居住，尤其是自购房者95.9%的流动人口都有在京居留意愿。

　　心理预期成为北京市失业人口再就业难的重要影响因素

　　受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对失业人口的再就业服务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重要责任。随着北京市社会保障水平的逐步提升，部分失业人员受习惯性观念的影响，在择业倾向上具有较强的“单位就业”“机关就业”等观念，对政府部门推荐的灵活性岗位例如车辆看管、保安、保洁等工作岗位，在心理上有“嫌累”“嫌脏”“不体面”的排斥感，失业者宁愿在家失业、领取失业金或低保补贴，也不愿意接受街道、社区提供的工作岗位。

　　多样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应当成为解决社区再就业问题的有效增长点

　　面对就业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在思路上，通过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积极推进社区发育和发展，开发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在满足居民群众个性化、多变性、多层次需要的同时，也开发和创造出众多就业机会和岗位，成为解决社区就业、再就业问题的有效增长点。

　　四、网络社会治理篇主要亮点

　　北京市互联网治理已基本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局面，已基本构筑起多元治理体系，通过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有效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就多方治理实践来看，近年来，北京市互联网举报中心进一步深化各项工作，加大了对各网站举报工作的督导力度。在北京市举报中心指导下，新浪、网易、百度、奇虎360、今日头条、豌豆荚、小米应用商店等62家北京市属地网站建立了网站举报机构，开通并公布举报电话，24小时无间断受理网民举报。截至当前，各网站已受理网民举报600多万件次，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形成了一整套的行业自律组织与制度，形成了妈妈评审团、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网络监督志愿者、网站自律专员、北京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五位一体的自律体系，维护了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互联网企业自身也多有受益，是互联网“多元共治”理念的突出表现。

　　北京网络直播平台面临种种乱象，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对网络主播进行监管，取得一定的效果

　　2017年，北京针对网络直播行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2017年1月，北京“夜魅社区”APP直播平台因涉嫌色情表演等违法行为，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会同朝阳区公安分局网安大队对其展开调查。同年2月，因查实该平台多名主播直播存在涉黄等违禁内容，且涉案金额巨大，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依法关停该平台。同年4月，北京市文化局依法注销平台所属公司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2017年9月，北京“Peepla”网络直播平台涉嫌传播色情淫秽信息，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朝阳公安分局等单位对其展开调查。调查显示，“Peepla”网络直播平台拥有众多明星股东，直播内容的大尺度噱头以及名人效应，导致国内国际影响恶劣。同年11月，北京市公安机关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17人，上网通缉1人，查扣作案手机17部。对于直播乱象的野蛮生长，加强网络直播平台法律规制，规范网络直播行为，明确网络直播平台刑事责任，显得尤为迫切。

　　北京网络直播平台发展如雨后春笋，行业规模不断扩大

　　从平台数量来看，据北京商报2017年1月10日的报道，目前，各类型网络直播平台已经突破300家 。从网络直播平台用户规模来看，截至2017年6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43亿，占网民总体的45.6%。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万，同时进行直播的房间超过3000个。从行业市场规模值来看，据投资银行瑞信估算，2016年中国直播市场的总量超过250亿元，预计2017年中国直播市场规模将达50亿美元 。此外，北京地区目前约有30余家企业从事网络直播，除了百度、新浪等互联网大企业，映客、花椒等行业新秀涌现，行业规模正不断扩大。

　　北京网络直播平台具有的潜在商机和资本价值赢得了众多商家的投资融资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上半年，直播行业共发生17起融资并购，涉及16家直播平台，其中8家都处在A轮融资，融资并购涉及的总金额超过100亿元 。与2016年相比，直播行业的融资呈现出明显的头部化趋势：花椒直播、熊猫TV的融资额度都在10亿元量级，快手融资额度最高为3.5亿美金，即23亿多元人民币。

　　五、社会矛盾化解篇主要亮点

　　北京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发展迅速，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近年来，北京市司法局推动人民调解在社会治理重点和社会矛盾聚集领域的逐步覆盖，在矛盾突出的行业，如医疗、物业、消费、交通、劳动争议、知识产权、旅游等行业建立了调委会、调解室等人民调解组织共计428个。在旅游景区、集贸市场、大型商场等矛盾突出区域也都建立了调解组织，在公交系统建立了地面交通、轨道交通、出租汽车行业人民调解工作室。在29家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建立了调委会。这些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以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例，自成立以来，累计化解矛盾纠纷6000余件，接待咨询万余次，涉案金额过亿元，在农产品运输领域、新发地商户圈、消费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社会组织成为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重要力量

　　目前，北京市参与社会矛盾调解的社会组织近8000家，占比26.6%，社会组织的群众性、行业性、职业性等优势明显，已成为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重要力量。比如：市法学会开展的“法学法律专家基层公益行”活动、东城区仁合公益与法律研究中心组织开展的“仁和公益法律援助”活动、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的“第三调解室”电视节目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参与医患矛盾纠纷化解，累计受理各类医疗纠纷9070件，调解结案8517件，出紧急现场调解医疗纠纷359件，为维护首都医患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北京市致诚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4年办结3798件法律援助案件，服务农民工5963人次，帮助讨薪3808万元，有效化解了矛盾，被服务农民工无人继续上访。

　　六、基层社会治理篇主要亮点

　　北京市基层社会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2014年8月，北京市委市政府下发的《关于全面深化平安北京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整合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信息、资源和力量，打造集管理与服务为一体的基层社会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矛盾纠纷联调、社会治安联创、重点工作联动、突出问题联治、管理服务联抓、基层平安联创”。以此文件的发布为标志，北京市基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建设和发展经历了试点推广、规范完善、延伸拓展、优化提高等不同阶段。截止到2017年底，北京市所有街道（乡镇）、社区（村）都建立了综治中心，使之成为联系人民群众的“信息站”、“连心桥”、“稳定器”和“减压阀”，这一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建立有效整合了首都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完善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对社区居民身份的认同感是居民参与社区治安防控活动的最大动因

　　关于参加社区治安防控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77%的参与者都表示社区居民身份的认同感是其参加社区治安防控的主要动机。另外有11%的参与者是因为时间充裕，希望处于集体的大环境中；9%的参与者是处于自己兴趣考虑。仅有3%的受访者是考虑到可以获得一定的物质回报”。

　　居民不参与社区治安防控活动的主要原因是没时间和不知道如何参与

　　在对从没参与过社区内治安防控活动的受访者进行的原因调查中，“接近38%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时间参加， 36%的受访者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参加，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而且参与率与受教育程度成反比，文化程度越高，参与率越低，参与社区治安防控活动的以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为主，达55.42%，之后按照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的次序依次递减，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参与率仅有13.73%。

　　七、违法犯罪治理篇亮点

　　近几年，北京市食品安全犯罪得到了较好的治理，犯罪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

　　通过对北京市912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1000名犯罪人员的实证统计分析，发生在2013年的有285件，占总数的31.3%，发生在2014年的有386件，占总数的42.3%，发生在2015年的有224件，占总数的24.6%，发生在2016年的有17件，占总数的1.9%，因此北京市的危害食品犯罪案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食品安全犯罪多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并且91.2%的犯罪对象为保健食品

　　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多发生在中心区外围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如朝阳区、丰台区和大兴区。行为对象大多是保健食品，占到了总数的91.2%，犯罪场所主要集中在保健品店、普通商店、药店和食品店等。对此，应在治理方面加强食品安全知识普及，提高执法监管能力，加强“问题”食品的源头治理和强化重点人群的监管。

　　北京地区食品安全犯罪的治理及时、有效，多数案件在案发初期即被查处

　　经对1000名犯罪人的刑期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平均刑期为7个月，除了4人被免予刑事处罚外，刑期最短是拘役2个月，刑期最长的是有期徒刑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下的案件比例达到了94.6%，同时，被适用缓刑的比例达到了67.5%。这说明了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时间较短，还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即被查处，体现了案件侦破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首都地区群防群治工作不断创新，为平安北京建设加油助力，实效明显

　　从2006年10月成立至2017年7月，首都治安志愿者协会中实名注册的治安志愿者已超过85万人，各类群防群治力量动员总量近140万人，服务总时数达到每年2.55亿小时，人均服务时数达到每年300小时。这样一支庞大的民间力量在平安北京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小到“黄赌毒”、溜门撬锁、街头诈骗等违法行为的揭发，大到涉恐涉暴、间谍行为等具有重大危害线索的提供，都有离不开志愿者等民间力量。

　　2018年5月23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召开《北京蓝皮书：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7-2018）》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楼六层会议室举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副总编蔡继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鲁亚参加会议并讲话，来自人民网、中国网、中新网、中青网、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新京报、北京晨报等媒体记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分社社长邓泳红，副社长陈雪，总编助理郑庆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图书信息中心、外宣办、综治所全体同志参加发布会。

　　发布会由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7-2018）主编殷星辰研究员主持，综治所所长、研究员袁振龙重点介绍了总报告的内容和社会组织治理栏目的主要内容，马晓燕、南方、邵超、殷星辰、李会彬、于丽娜等分别介绍人口问题治理、网络社会治理、社会矛盾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和违法犯罪治理栏目的主要内容，并回答了相关媒体记者的提问。

    一、主报告观点介绍

　　观点一：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稳步提升，但城乡结合部的治理仍然存在短板

　　首先，北京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信息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北京市16区全部纳入市级网格化城市管理平台，实现了市级、区级、街乡镇级平台的系统对接和数据实时共享。同时，北京市“三网”融合也基本完成，16区全部实现9项融合，52个街道（乡镇）开展“三网融合”示范点建设。其次，智慧型社区建设取得了新进展。目前，北京市智慧社区已达2583个，其中2017年新建智慧社区362个，同时推进630个智慧社区升星。在智慧社区建设取得新成果的基础上，北京市又全面启动了“智慧小区”的建设工作，目前已有12家小区进入首批北京市智慧小区示范工程建设单位。并且，北京市于2017年又新建了100个“一刻钟服务圈”，总数达到1442个，使服务圈在城市社区的覆盖率达到85%以上。最后，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进一步提升。针对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超大型城市的特点，北京市提出了“精治、共治、法治”的城市治理理念。精治即精细化治理，共治即共同治理，法治”是现代治理的显著特征和主要方式。“精治、共治、法治”的城市治理理念的提出，无疑会进一步提升北京作为超大型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与此同时，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治理还存在不足。城乡结合部已成为影响首都社会和谐稳定、诸多隐患潜在的地区。因此，应加强对城乡结合部的治理。一是加强对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的信息采集工作，加强出租房监管；二是应完善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市政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三是完善管理体制；四是广泛发动公众参与，重塑社会文化认同。

　　观点二：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取得新成效，但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仍需完善

　　首先，政府的法律顾问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北京市人民政府陆续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京政发〔2016〕30号）、《关于推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市、区、乡镇(街道)三级政府在2017年底前配齐政府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对于保障政府部门贯彻“依法治理”的社会治理理念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公益诉讼制度在北京试行并发挥实质作用。2017年，北京市首起由检察院提起的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结案，并且提起全市首例大气污染环境公益诉讼，另有三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由检察机关向关法院提起了诉讼，有效对污染环境等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作出了处理。最后，法律援助工作取得新进展。一是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加大了法律助力度；二是召开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部署会，成为全国首个在全市范围推行刑案件律师辩护全面覆盖的试点城市；三是北京市正式启用了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12348法律咨询综合服务平台，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咨询服务。四是推出26项措施构建老年人法律服务绿色通道，以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北京市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制度还需健全。在此，建议先由全国人大进行立法，建立社会组织基本法。然后在基本法的统领下，再逐步完善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以解决法律法规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和相互矛盾的问题。

　　观点三：社会组织的发展工作稳步开展，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机制亟需健全

　　首先，培育、孵化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更加健全。为了大力支持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北京市颁行了两项旨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文件。一是北京市民政局于2017年3月9日发布的《北京市民政局关于社会组织培育孵化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京民社发[2017]61号）。二是北京市委、市政府于2017年9月15日发布的《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京办发[2017]32号）。两个文件内容具体，措施齐全，为推动北京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指明了方向。其次，北京市投入人民币500万元发起成立了“北京市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平台联合体”，并由北京市社团办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一系列文件，以加强各级平台的互动合作，在全市形成“上下贯通、分工明确、系统规范、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市区街三级社会组织扶持发展体系。最后，进一步加强京津冀三地社会组织间的合作交流。京津冀三地多次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和座谈会，就成立京津冀民间社会组织合作联盟、社区服务项目设计与策划的相关经验分享机制等内容达成了共识，以实现三地之间社会组织的优势互补。

　　与此同时，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对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机制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一是加强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机构的工作能力建设。二是加大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力度。三是打通社会力量参与的通道。

　　观点四：公安局打击违法犯罪的整体效能明显提升，检察机关运用信息化系统大幅提高检察官的办案质量

　　首先，北京市公安局针对入室盗窃，伪基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以及电信网络诈骗等多发型犯罪，采用新型的工作方法和侦查手段，有效地提高了案件的侦破率。截止到2017年9月，北京市的全局现案破案率同比上升16.7%，侵财类现案破案率同比上升12.4%，其中，入室盗窃发案量同比下降15%。而北京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人民群众财产损失分别同比下降45.3%、43.9%，抓获犯罪嫌疑人、破获全国案件分别同比上升16.3%、52.1%。其次，检察机关运用信息化系统大幅提高了检察官的办案质量。2017年5月，北京市检察院通过整合，升级研发了办案信息查询系统。北京市各级检察院结合办案工作，可通过查询系统向市检察院信息化检察部门提出查询目的和需求申请，经审批后开展查询，对相关信息进行“一键搜索”、比对分析、画出关系图等，最后通过系统定向反馈查询结果。截止到2017年11月，北京市检察机关通过办案信息查询系统，共对893人次进行信息研判，向办案部门反馈信息5056条，为检察官确定涉案人身份、寻找证人、查找财产来源、辅助认定犯罪主观方面等发挥了积极作用。最后，推广十大创新事例以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北京市高级法院于2017年10月面向全市法院征集并发布了十大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先进事例。这10个事例的发布，对于推动北京市少年司法制度不断完善，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观点五：社会领域流动党员的服务和管理还需要加强

　　据统计，北京市流动党员已达10.2万，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服务管理工作十分必要和紧迫。当前，北京市流动党员的服务和管理还存在着流动党员的身份难以为党组织所掌握、流动党员的党组织活动难以正常开展、流动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难以正常发挥等问题。对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一是进一步完善流动党员的服务管理体制，简化党组织转接程序，确保党员“流动不流失”；二是强化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建立流出地与流入地“互访制度”，实现党组织工作对接、双向管理；三是建立领导考核责任制；四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逐步走出一条开放式、服务型、社会化的流动党员服务管理新路。

　　二、社会组织治理篇主要亮点

　　当前青少年服务的需求与供给呈现一定的不匹配现象

　　蓝皮书指出，通过对北京市Z城区875名青少年的需求现状及15家社会组织的服务现状的问卷调查，分析了城市各类青少年群体的现实需求，以及现有青少年组织的服务供给情况，并将二者进行对比，发现现有青少年社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供给中，应进行服务数量的调整：主要应增加满足青少年群体在“物质”、“婚恋”和获得“成就”等需要的服务内容，适当减少“求知”、“求职”、“道德修养”和“自我认知”等需要的服务数量。

　　社区弱势青少年群体和区域高端产业从业青年群体的服务有待加强

　　蓝皮书指出，比较Z城区青少年社会组织为六类青少年群体提供服务的数量，发现得到最多服务数量的是学生青少年群体，得到服务数量相对较少的是社区弱势青少年群体（包括残障青少年、待就业青少年）和区域高端产业从业青年群体。

　　六类青少年群体的需求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同，服务供给应有的放矢

　　蓝皮书指出，区域高端产业从业青年群体需求的特点是比较渴望获得“尊重”和“成就”，而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行政部门从业青年群体对获得“尊重”和“成就”的需要则相对较低；企事业单位非行政部门从业青年群体更希望满足“身”“心”健康、“个人发展”和“物质”方面的需求；社区从业青年群体的“奉献”需求较高，而“身体健康”、“人际交往”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相对较低；社区弱势青少年群体对“求知”的需要表现较高，而“尊重”、“成就”、“发展”、“奉献”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较低；对学生青少年群体来说，“人际交往”、“保持个性”、“文化娱乐”、“成就”、“心理健康”、“尊重”、“求助”的需求较高，而在“物质”和“创业”方面的需要较低。

　　从青少年的需求出发，适当调整不同青少年群体的服务结构和服务内容

　　蓝皮书建议，将青少年的需求评估作为服务工作的出发点，是社会组织要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同时还应根据青少年群体的需求与青少年社会组织现有的服务内容进行梳理和对比，对于数量和结构上的供大于求或供不应求，进行动态调整，以更好地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更有效地开展城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工作。

　　社会组织与居民参与是老旧小区治理“双核心”治理的主体

　　蓝皮书指出，老旧小区自我服务与管理，需要构建一种多元主体互动合作、共商共治、共建共享的横向组织网络。在基层实践中，社会组织重新整合社区内外资源，采取“双核心”的创新治理。社会组织作为外部核心的主体，居民参与为内部核心主导，在计划性参与下围绕社区公共议题开展项目化运作，综合多方资源和力量，培育并提升社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

　　社会组织是老旧小区自我服务管理的重要主体

　　蓝皮书指出，在老旧小区的自我服务管理过程中，社会组织已成为重要主体和依托。社会组织是基层老旧小区多样化社会需求的满足者、基层活力的激发者、居民自治能力的提升者、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者，不断推动基层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在老旧社区治理创新中，社会组织尤其应当注意不同社区环境中自身的角色定位以及对相关资源的适度协调整合，了解自身组织的功能的边界。

　　三、人口问题治理篇主要亮点

　　冀豫鲁在京流动人口中，超过六成以上有打算在京长期居住（5年以上）的意愿，70后、80后年龄段特征明显

　　依据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截取2016年冀豫鲁在京流动人口为分析对象，研究发现：冀豫鲁在京流动人口中，超过六成以上都有打算在京长期居住（5年以上）的意愿，按照居留意愿强弱排序依次为山东、河北、河南。同时，70后、80后年龄段打算长期在京居住意愿高于60后、90后年龄段流动人口，而且已婚家庭的流动人口打算在京长期居住意愿特征明显，“城－城”流动状态下的流动人口适应性与适应条件好于“乡－城”流动状态下的流动人口，更倾向打算在京长期居住。

　　冀豫鲁在京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个人、经济、社会和制度因素影响。

　　冀豫鲁在京流动人口中，随着其教育程度提高、家庭月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增加、社会阶层地位提升、居住形态升级、就业身份的提升、流动时间积累较长等因素影响，更倾向打算在京长期居住，尤其是自购房者95.9%的流动人口都有在京居留意愿。

　　心理预期成为北京市失业人口再就业难的重要影响因素

　　受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和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对失业人口的再就业服务一直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重要责任。随着北京市社会保障水平的逐步提升，部分失业人员受习惯性观念的影响，在择业倾向上具有较强的“单位就业”“机关就业”等观念，对政府部门推荐的灵活性岗位例如车辆看管、保安、保洁等工作岗位，在心理上有“嫌累”“嫌脏”“不体面”的排斥感，失业者宁愿在家失业、领取失业金或低保补贴，也不愿意接受街道、社区提供的工作岗位。

　　多样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应当成为解决社区再就业问题的有效增长点

　　面对就业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在思路上，通过激发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积极推进社区发育和发展，开发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社区公共服务项目，在满足居民群众个性化、多变性、多层次需要的同时，也开发和创造出众多就业机会和岗位，成为解决社区就业、再就业问题的有效增长点。

　　四、网络社会治理篇主要亮点

　　北京市互联网治理已基本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局面，已基本构筑起多元治理体系，通过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有效提高了政府公信力

　　就多方治理实践来看，近年来，北京市互联网举报中心进一步深化各项工作，加大了对各网站举报工作的督导力度。在北京市举报中心指导下，新浪、网易、百度、奇虎360、今日头条、豌豆荚、小米应用商店等62家北京市属地网站建立了网站举报机构，开通并公布举报电话，24小时无间断受理网民举报。截至当前，各网站已受理网民举报600多万件次，取得了良好成效。同时，加强行业自律，形成了一整套的行业自律组织与制度，形成了妈妈评审团、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网络监督志愿者、网站自律专员、北京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五位一体的自律体系，维护了广大网民的合法权益，互联网企业自身也多有受益，是互联网“多元共治”理念的突出表现。

　　北京网络直播平台面临种种乱象，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对网络主播进行监管，取得一定的效果

　　2017年，北京针对网络直播行业开展专项整治行动。2017年1月，北京“夜魅社区”APP直播平台因涉嫌色情表演等违法行为，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会同朝阳区公安分局网安大队对其展开调查。同年2月，因查实该平台多名主播直播存在涉黄等违禁内容，且涉案金额巨大，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依法关停该平台。同年4月，北京市文化局依法注销平台所属公司的《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2017年9月，北京“Peepla”网络直播平台涉嫌传播色情淫秽信息，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朝阳公安分局等单位对其展开调查。调查显示，“Peepla”网络直播平台拥有众多明星股东，直播内容的大尺度噱头以及名人效应，导致国内国际影响恶劣。同年11月，北京市公安机关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17人，上网通缉1人，查扣作案手机17部。对于直播乱象的野蛮生长，加强网络直播平台法律规制，规范网络直播行为，明确网络直播平台刑事责任，显得尤为迫切。

　　北京网络直播平台发展如雨后春笋，行业规模不断扩大

　　从平台数量来看，据北京商报2017年1月10日的报道，目前，各类型网络直播平台已经突破300家 。从网络直播平台用户规模来看，截至2017年6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3.43亿，占网民总体的45.6%。每日高峰时段同时在线人数接近400万，同时进行直播的房间超过3000个。从行业市场规模值来看，据投资银行瑞信估算，2016年中国直播市场的总量超过250亿元，预计2017年中国直播市场规模将达50亿美元 。此外，北京地区目前约有30余家企业从事网络直播，除了百度、新浪等互联网大企业，映客、花椒等行业新秀涌现，行业规模正不断扩大。

　　北京网络直播平台具有的潜在商机和资本价值赢得了众多商家的投资融资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上半年，直播行业共发生17起融资并购，涉及16家直播平台，其中8家都处在A轮融资，融资并购涉及的总金额超过100亿元 。与2016年相比，直播行业的融资呈现出明显的头部化趋势：花椒直播、熊猫TV的融资额度都在10亿元量级，快手融资额度最高为3.5亿美金，即23亿多元人民币。

　　五、社会矛盾化解篇主要亮点

　　北京市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发展迅速，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近年来，北京市司法局推动人民调解在社会治理重点和社会矛盾聚集领域的逐步覆盖，在矛盾突出的行业，如医疗、物业、消费、交通、劳动争议、知识产权、旅游等行业建立了调委会、调解室等人民调解组织共计428个。在旅游景区、集贸市场、大型商场等矛盾突出区域也都建立了调解组织，在公交系统建立了地面交通、轨道交通、出租汽车行业人民调解工作室。在29家全市性行业协会、商会建立了调委会。这些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以新发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例，自成立以来，累计化解矛盾纠纷6000余件，接待咨询万余次，涉案金额过亿元，在农产品运输领域、新发地商户圈、消费者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社会组织成为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重要力量

　　目前，北京市参与社会矛盾调解的社会组织近8000家，占比26.6%，社会组织的群众性、行业性、职业性等优势明显，已成为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重要力量。比如：市法学会开展的“法学法律专家基层公益行”活动、东城区仁合公益与法律研究中心组织开展的“仁和公益法律援助”活动、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的“第三调解室”电视节目在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参与医患矛盾纠纷化解，累计受理各类医疗纠纷9070件，调解结案8517件，出紧急现场调解医疗纠纷359件，为维护首都医患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北京市致诚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4年办结3798件法律援助案件，服务农民工5963人次，帮助讨薪3808万元，有效化解了矛盾，被服务农民工无人继续上访。

　　六、基层社会治理篇主要亮点

　　北京市基层社会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2014年8月，北京市委市政府下发的《关于全面深化平安北京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整合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信息、资源和力量，打造集管理与服务为一体的基层社会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为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矛盾纠纷联调、社会治安联创、重点工作联动、突出问题联治、管理服务联抓、基层平安联创”。以此文件的发布为标志，北京市基层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建设和发展经历了试点推广、规范完善、延伸拓展、优化提高等不同阶段。截止到2017年底，北京市所有街道（乡镇）、社区（村）都建立了综治中心，使之成为联系人民群众的“信息站”、“连心桥”、“稳定器”和“减压阀”，这一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的建立有效整合了首都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完善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能力。

　　对社区居民身份的认同感是居民参与社区治安防控活动的最大动因

　　关于参加社区治安防控原因的调查结果显示，“77%的参与者都表示社区居民身份的认同感是其参加社区治安防控的主要动机。另外有11%的参与者是因为时间充裕，希望处于集体的大环境中；9%的参与者是处于自己兴趣考虑。仅有3%的受访者是考虑到可以获得一定的物质回报”。

　　居民不参与社区治安防控活动的主要原因是没时间和不知道如何参与

　　在对从没参与过社区内治安防控活动的受访者进行的原因调查中，“接近38%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时间参加， 36%的受访者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参加，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对这类事情不感兴趣”。而且参与率与受教育程度成反比，文化程度越高，参与率越低，参与社区治安防控活动的以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群为主，达55.42%，之后按照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的次序依次递减，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参与率仅有13.73%。

　　七、违法犯罪治理篇亮点

　　近几年，北京市食品安全犯罪得到了较好的治理，犯罪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

　　通过对北京市912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一审刑事判决书中1000名犯罪人员的实证统计分析，发生在2013年的有285件，占总数的31.3%，发生在2014年的有386件，占总数的42.3%，发生在2015年的有224件，占总数的24.6%，发生在2016年的有17件，占总数的1.9%，因此北京市的危害食品犯罪案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食品安全犯罪多发生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并且91.2%的犯罪对象为保健食品

　　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多发生在中心区外围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如朝阳区、丰台区和大兴区。行为对象大多是保健食品，占到了总数的91.2%，犯罪场所主要集中在保健品店、普通商店、药店和食品店等。对此，应在治理方面加强食品安全知识普及，提高执法监管能力，加强“问题”食品的源头治理和强化重点人群的监管。

　　北京地区食品安全犯罪的治理及时、有效，多数案件在案发初期即被查处

　　经对1000名犯罪人的刑期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平均刑期为7个月，除了4人被免予刑事处罚外，刑期最短是拘役2个月，刑期最长的是有期徒刑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下的案件比例达到了94.6%，同时，被适用缓刑的比例达到了67.5%。这说明了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时间较短，还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即被查处，体现了案件侦破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首都地区群防群治工作不断创新，为平安北京建设加油助力，实效明显

　　从2006年10月成立至2017年7月，首都治安志愿者协会中实名注册的治安志愿者已超过85万人，各类群防群治力量动员总量近140万人，服务总时数达到每年2.55亿小时，人均服务时数达到每年300小时。这样一支庞大的民间力量在平安北京建设中立下汗马功劳，小到“黄赌毒”、溜门撬锁、街头诈骗等违法行为的揭发，大到涉恐涉暴、间谍行为等具有重大危害线索的提供，都有离不开志愿者等民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