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家小子今年该中考了吧？”“听说大姐家装修房子，都安顿好了吗？”调解书签完字、支付完毕，六姐妹谁都没有先离开。刚刚氛围还略显紧张的调解室，渐渐被轻声细语填满。这些家常话，在曾经对簿公堂的姐妹之间，已许久未曾出现。而这样温暖的场景，正是“判后观察团”介入后的写照。
这是一起让通州法院张家湾法庭黄勇花法官至今难忘的继承纠纷案。6个姐妹因父母遗留老宅搬迁对簿公堂，留守照顾父母的妹妹与外嫁的两个姐姐各执己见。最初姐妹几人互不退让，局面一度僵持。“判后观察团”成员黄勇花主动提出开展调解工作，经多次沟通，姐妹们达成共识：房屋归留守妹妹所有，她给予外嫁姐姐5万元补偿，其他姐妹自愿放弃遗产继承。
“判后观察团”是张家湾法庭今年探索的新机制，由全庭法官、法官助理担任“判后观察员”，核心职责是判决后主动介入，通过答疑、督促、调解、回访等方式，促进当事人服判息诉、自动履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数据显示，机制运行以来，张家湾法庭一审服判息诉率提升至93%以上，自动履行率同比上升10%以上，605件调解案件在履行期内及时履行，实现“权益兑现零时差”。
“一纸判决并非终点。”张家湾法庭庭长孟强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判后观察团’工作，让公平正义不仅写在纸上，更能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实现。”
情法相融
化解积怨促亲情回归
2024年初，北京通州法院张家湾法庭法官井龙接手一起所有权确认纠纷案。兄弟姐妹6人因父母遗留宅基地搬迁补偿款分配产生分歧。
“这院子里的老房，我有份，白纸黑字写着！”年过六旬的陈大姐握着泛黄的判决书，眉头紧锁。十年前，法院确认她对通州区张家湾镇祖宅中三间北房的所有权；十年后，院落面临搬迁，补偿款分配却引发亲人矛盾。
案件判决后，虽法律明确各自权利份额，但应支付款项的被告赵大姐，对补偿款分配心存抵触，态度强硬称：“不管法院怎么判，这钱我不会给！”
双方僵持之际，“判后观察团”主动介入。观察团核心发起人之一、该案承办法官井龙将双方请回调解室，组织判后答疑，耐心逐项释明判决思路、明确款项计算方式，引导双方换位思考。
他先以“情”为先，劝导双方念及家庭亲情——父母离婚、女儿外嫁改姓，都改变不了血浓于水的亲情；待双方情绪平复，再以“理”阐释判决，明确告知赵大姐，其一家因赡养父母在先前继承纠纷中已多分老宅份额，父母赡养问题不影响本案判决结果；最后以“法”为盾，明晰利害关系，释明拒绝履行的各类风险。
经多轮耐心沟通，赵大姐态度逐渐软化，心结慢慢打开。她到银行取出现金，在井龙主持下，将款项全额交到原告陈大姐手中。看着手中现金，陈大姐由衷向井龙道谢：“法官，真没想到这么快拿到钱，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井龙的主持下，当事双方现场履行判决
这一幕被法庭镜头记录下来。照片中，陈大姐洋溢着发自内心、如释重负的笑容，成为“判后观察团”机制最直观、最温暖的注脚。
“这个案子让我深刻感受到，很多纠纷根源在‘情’不在‘法’。”井龙说，“判决解决法律问题，观察员耐心细致、饱含温情地介入，才能触及并化解情感坚冰。”
另一起因老宅搬迁引发的家庭纠纷同样令人唏嘘。年过七旬的大哥因祖宅搬迁补偿款分配，将弟弟、妹妹等人诉至法院，要求分割父母遗产。
老宅始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兄妹几人父母申请建造。1993年，院落登记在二儿子名下。1998年，小弟出资翻建院内北房。2022年，院落被纳入棚户区改造项目，小弟作为被搬迁人签订补偿协议，获得宅基地区位补偿款、房屋重置成新价等全部补偿款。
“最初弟弟们愿意调解，也表示适当给予大哥补偿。”黄勇花说，但大哥家人不同意，坚决要求法院判决。
通州法院审理认为，老宅最初由兄妹父母建造，虽后续记在小弟名下且由其翻建，但翻建行为不能完全否定原始建造部分的财产权利。法院判决小弟给付大哥遗产份额共计15427.49元。
大哥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张家湾法庭法官多次联系小弟，督促其按判决履行给付义务，阐明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同时与大哥保持沟通，用通俗语言开展判后答疑，促进其理解裁判结果。
最终在“判后观察团”努力下，这起家庭纠纷圆满解决，当事人自动履行判决，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
背景动因
破解司法“最后一公里”难题
2025年，张家湾法庭案件量呈爆发式增长。“一方面辖区经济发展快，搬迁腾退项目集中；另一方面老百姓法律意识增强，愿意通过诉讼解决问题。”孟强告诉记者，这也间接导致判决后“执行难”问题日益突出，“很多当事人拿到判决书后不愿等待，直接申请执行。”
“我们不能只做‘裁判者’，更要做‘治理者’。”孟强表示，“判后观察团”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该机制的创立，源于对司法实践“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深刻反思。张家湾法庭法官意识到，一纸判决的作出，并不等同于矛盾纠纷实质化解。
孟强介绍，判后调解与判前调解不同，尤其二审结束、判决生效后的调解，有明确法律依据，更便于法官开展当事人工作。
“判后观察团”的工作主要包括：判后答疑，针对败诉方或对判决有疑虑的当事人，用通俗语言解释裁判理由；督促履行，主动联系义务方，阐明不履行的法律后果，引导其自动履行；情绪疏导与关系修复，在家事、继承等案件中定期回访，引导当事人化解心结；当庭履行协调，调解成功后组织双方现场交接钱款、签订履行协议。
“实践中，部分案件当事人因种种原因可能导致判决履行困难，衍生新案件和问题。”井龙解释，这既耗费司法资源，也影响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因此，法庭决定将司法服务链条向后延伸，核心思路是变“被动裁判”为“主动治理”，通过法官和法官助理在判决后适时介入，答疑解惑、督促履行、情绪疏导，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从源头上减少执行压力和衍生纠纷。
自“判后观察团”机制运行以来，每份判决书生效后，承办法官作为“判后观察员”均主动跟进执行情况，通过“判后答疑+督促履行”工作模式，今年以来张家湾法庭一审服判息诉率提升至93%以上，位居全院前列；自动履行率同比上升10%以上。
工作原则
柔性调解坚守法律底线
11月6日，黄勇花调解一起标的额较高的商事纠纷。案件原诉求为86万元，经艰难协商，原告方已将金额降至78万元，但被告方在调解过程中试图“得陇望蜀”。“觉得原告做了让步，就想继续提新条件。”黄勇花说，“被告当时就是一步步试探。”
面对可能让调解成果付诸东流的试探，黄勇花果断明确划出“底线”：“我明确告知，‘我已开展多项调解工作，若你持续提新要求，调解便失去意义。’”
黄勇花向被告阐明，调解基于双方互谅互让，而非无休止博弈。她态度温和但原则坚定，同时提醒被告，若调解失败进入判决和执行程序，可能面临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信用成本。
最终被告认清利害，不再坚持附加条件，双方以78万元达成调解，约定分期付款方案及违约金条款。“这能给被告形成压力，若不按时支付，除78万元本金外，还需承担违约金。”这场成功调解，彰显了黄勇花促成履行时坚守的原则与底线。
“通常我们会结合审理经验判断，仅对认为具备调解可能的当事人开展工作。”黄勇花表示，并非所有案件都能进入调解环节。
在不少成功调解的案件中，当庭履行、现场拿钱的瞬间，最能体现“判后观察团”工作的即时成效。“尤其是原告。”黄勇花描述当事人当庭拿到钱的情景，“脸上的表情足以说明一切。”
在黄勇花的调解下，当事双方握手言和
团队协作
集体研讨传承实战经验
判后观察工作并非法官单打独斗，而是集思广益的团队协作。为提升工作专业性与有效性，张家湾法庭形成独特的集体学习与案件研讨机制。
井龙是这项工作的具体牵头人。他透露，法庭办案压力巨大，人均结案量已超往年，但仍有大量案件涌入。在此工作强度下，判后观察需科学统筹。为此，张家湾法庭组织法官和法官助理利用晚间时间加班开展集体“头脑风暴”。
“我们基本每周二或周四晚上召开法官会。”孟强介绍，“一方面集中讨论疑难复杂案件；另一方面提前收集适合判后观察的案件，共同探讨沟通思路与方法。”
这类研讨会对年轻法官成长至关重要。孟强认为，会议不仅是解决问题，更是“带队伍、练队伍”的过程，“我们会指导年轻法官如何向当事人讲透利害关系与法律问题，让他们与当事人沟通时胸有成竹。”在实战化演练中，年轻法官和法官助理的沟通、调解及把握当事人心理的能力快速提升。
在井龙看来，这样的法官会既开阔视野，也算是一种特殊的“减压方式”，“大家讨论中能碰撞出不少思路，有时自己钻牛角尖无法突破，经集体交流案情、交换意见，往往能豁然开朗。”这种开放协作的氛围，让高强度审判工作多了一份团队支持与温暖。
“这是‘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投入。”孟强说，“前端多花一小时做工作，可能避免后端三五件衍生案件。”
“这种做法若推广开来并持之以恒，或将让司法判决取得更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蔡乐渭肯定这一探索的积极价值。他认为，“判后观察团”机制本质是法院判决后，通过相对柔性手段促进案件履行，让司法服务不止于判决。
但开展判后观察挑战不小。孟强不回避机制运行以来法官工作量激增的事实，井龙也坦言，原有审判任务繁重，判后观察需额外投入精力。“部分当事人不理解，认为我们‘多管闲事’，甚至质疑法官动机。”井龙说，还有的案子谈妥后当事人反悔，部分当事人性格固执，沟通难度较大。
蔡乐渭直言，主动推动案件执行过程中需把握好“度”，既要促进问题解决，又不能引发新问题。“最难的是把握‘介入的度’。”井龙深表认同，“既不能过度干预，也不能流于形式。”
未来展望
迈向司法社会共治新格局
“过去‘一判了之’，案子结了，我们与当事人的联结也断了。”黄勇花说，“现在我们亲眼见证判决从文本变为现实，矛盾真正化解。”井龙则用“治未病”形容判后观察的意义：“花一两个小时做工作，可能避免未来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执行和再审程序。”
尽管压力巨大，但成就感实实在在。“看到两家长期诉讼的当事人最终和解，这种成就感是单纯撰写判决书无法比拟的。”井龙说。
这份工作，最大的变化是让法官们完成从“裁判者”到“治理者”的角色转变。“看到因我们的努力，当事人从对立走向和解、权益得以实现、家庭重归于好，这种直观的正向社会反馈，带来前所未有的价值认同。”
孟强表示，司法的温度与力量不仅体现在法庭之上、判决书中，更体现在判决之后、当事人心间。未来“判后观察团”将从两方面深化：一是制度化与精细化，制定不同类型案件观察指引，提升专业水平；二是拓展与联动，将机制推广至更多案件类型，与镇政府、村委会联动，协调资金发放、安置房分配等事宜。
“我们还想把调解员纳入进来，让他们参与判后观察工作。”孟强说，“这是一项需要社会共治的工作。司法的终点，不应只是程序上的结案，而应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井龙说，“‘判后观察团’正是在判决与执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文/张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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