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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市面上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有从历史的角度回顾文明生成史的；也有从大文化观的视角，详解文明是如何孕育传承的。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武斌的《中华文明养成记》，却跳出这种写作窠臼，围绕着农业文明、国家组织制度、文化形态、知识群体、学术思想等多个维度，解析中华文明赓续五千年的精神符码。

　　回溯中，该书徐徐展开历史的画卷，从内生动力、文明载体、传承机制等方面，全面论述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历史禀赋。它指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上下沿袭五千年，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发展至今的文明，就在于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做到了历久弥新。在新石器时期，中华文明的基因就已经开始孕育，进入到农耕时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兴起。在后继的发展中，它广泛吸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等各种文化基因，最终形成了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兼采法家和其他各家学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培植、繁衍、茁壮的过程中，以其强烈的地域性，显示出农业文明的鲜明特质。

　　该书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离不开制度的培育，中华文明也是如此。从氏族社会到部落联盟，再到国家的形成，尽管每一种政治主体的社会责任不尽相同，但它们对文明的培植与呵护，却是一样的。从带有个体意识的“公天下”，到形成民族意识的“家天下”；从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到以等级制度为主体的封建制，这些政治主体从敬天、保民的规则中，逐步过渡到以德治国的开明境地，从而一步一步以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确保了中华文明不管历经多大的风雨，遭受多大的侵袭，始终都能按着历史的发展规律，驰而不息，阔步前行。

　　秉承着这种顽强的精神特质，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已然构筑起了以国家为主导的文明路径，从而形成了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到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宋代“理学”的盛行，以及明朝“心学”的崛起，中华文明在发展中较好地解决了主流与支流、大而繁、专而精等文化课题。在文明的传承中，炎黄子孙也经历了从最初的结绳记事、龟背刻字，到丝帛写书、纸上挥毫的过程，特别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应运而生，更是将中华五千年的文明硕果定格在历史的行行书页里。中华文明就是在这种兼收并蓄和包容互鉴中，不断发展壮大，每一次的传承与创新，都离不开一代代文化巨擘的倾情奉献。如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董仲舒和他的“天人感应”学说，王阳明和他的“知行合一”理论等等，这些知识精英和他们的理论学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形成了圣人气象和君子之风，以意蕴深邃的文化力量和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转型、再造与复兴。在这些文化巨擘的周围，也由此聚集起了一大批知识群体，他们簇拥在中华文明的大旗下，埋首于中华文化的鸿篇巨典里，追根溯源，鉴古知今，为传播中华文明的优良“种子”，宣介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该书还从中华文明的孕育空间与世界观、儒家文化传承的制度建构、佛学与中国思想的相遇、艺术与审美精神、文明的转型与再造等方面，揭示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从何而来，它如何延续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血脉。作者深刻地指出，“创新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源泉和动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创新性，使得中华文明永保旺盛的生命活力，从而描画出中华文明辉煌灿烂、色彩斑斓、大气恢宏的发展历史。”如今，中华传统文明的核心价值、文化理想，以及它所锻造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力量，仍然以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在新时代的生活中，开辟出新的境界、新的气象，仍然继续照耀着中华民族前进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