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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黄亮，他的名字在司法系统内大家并不感到陌生。2021年7月，黄亮斩获第四届“北京榜样·首都监狱戒毒卫士”荣誉称号，由他研发的“十二步戒酒法”矫治项目，成功帮助600余名酒精成瘾服刑人员摆脱酒瘾的困扰，大大减少了对服刑人员自身和社会的危害性。

　　作为司法行政战线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黄亮为何对“戒酒”情有独钟？这要从十一年前说起。

　　“醉驾”入刑带来监管新课题

　　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醉酒驾驶开始入刑，黄亮接触到第一批危险驾驶罪拘役犯。“新的刑种、新的人群，他们的犯因是什么？如何改造？如何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面对难题，黄亮把这一新的课题提上了工作日程。

　　为了解这些危险驾驶罪犯的情况，增强教育改造针对性，黄亮及同事对300余名罪犯开展了个体和团体访谈。“访谈发现，这些罪犯大部分认为自己犯罪是因心存侥幸、法律意识淡薄，甚至是不小心。”黄亮表示，通过分析案情，发现绝大部分罪犯在出事前都是有过若干次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明知故犯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病”，那就是－－酒精成瘾。

　　找到犯因之后，就需要给他们治“病”。但众所周知，酒精成瘾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当黄亮提出要开展酒精成瘾问题矫治研究时，不仅罪犯对自己戒酒没有信心，就连身边同事也顾虑重重，“专业医生都搞不定的问题，监狱民警没有专业知识，没有技术支撑，别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面对同事的顾虑和好心劝说，黄亮并没有打算放弃。他利用休息时间到北医六院和回龙观医院酒精治疗病房实地参观学习，了解如何识别和鉴定酒依赖患者，如何进行治疗和心理干预，寻找最佳矫治方法，并尝试对其进行心理干预。

　　这时，黄亮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大部分罪犯都不认为自己有酒瘾，参加活动不积极；不少罪犯都不相信可以戒掉酒瘾，参加活动面合心不合；有的罪犯更是持饮酒获益论，认为适量饮酒有益健康。

　　“随着项目推进，我越发觉得仅通过简单的说教式心理干预手段不能解决真正问题，必须建立一套系统的心理矫治手段。”在单位支持帮助下，黄亮带领团队与多家专业医院和戒瘾协会开展项目交流，吸收和借鉴国外戒酒互助会模式，建立监狱戒酒治疗互助会，自主开发“十二步戒酒法”矫治项目，通过十二个戒治步骤，让酒精成瘾罪犯戒除心瘾，坚定戒酒信心，以健康身心开始新生。戒酒康复项目越干越深入、团队越干越有劲、成果也逐步显现。

　　寻找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酒在家庭中随处可见，戒酒其实比戒毒更难，戒酒成功的人‘复喝’的概率比吸毒者高很多。”黄亮说。

　　为了避免“酒驾”，在戒酒的十二步里，帮助戒酒者找到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他人至关重要。这个人被称为家庭式戒酒帮助人，一般就是戒酒者生活里最亲近和最在乎的人，让这些人帮助其戒酒，效果往往会比较好。

　　如何寻找到这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呢？所有戒酒者会参加一款名为“醉驾的代价”的模拟游戏。通过情景模拟，寻找最爱。在这个游戏环节，戒酒者带着4名家人郊游，由于酒后驾驶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时戒酒者要救人，而在随后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舍弃一个人。每个亲人都难以割舍，但又不得不被舍弃，戒酒者深度体验亲人分离的痛苦。模拟游戏最后剩下的人往往就是戒酒者最在乎的人。

　　在黄亮帮助过的戒酒者中，有一个人让他格外记忆犹新。

　　38岁的酗酒者刘某因危险驾驶罪被拘役，妻子、父母让他戒酒都不管用。在体验情景模拟游戏时，他却流下了眼泪。黄亮注意到，游戏最后环节，他选择剩下的人是他的女儿。

　　于是，黄亮为刘某安排了－次特殊的家属见面会，让他在自己17岁的女儿以及妻子面前述说他酗酒和醉驾给家人带来的种种伤害。其间女儿对他说了一句：“爸爸，你能不能不要喝酒了，我现在马上要高考了，就这两年最重要的时候。你要是这样喝酒，我怎么能够安心学习？”刘某当时就泪如雨下，并当场表示一定要戒掉酒瘾，不再喝酒。

　　一个家庭的两条“战”线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全国脱贫攻坚工作也正处于关键阶段，此时，黄亮的妻子作为扶贫干部正在贵州省纳雍县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作为国家最后一批脱贫的深度贫困县，当地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妻子无法将孩子接到身边照顾。而作为监区领导的他又要深入监管一线执行封闭执勤任务。两地分离的他们为了不影响工作，只能将孩子送往亲戚家照顾。

　　在抗击疫情的工作中，作为监区领导，他先后四次推迟了轮换时间，完成了多名难改造罪犯的教育转化工作任务。在工作之余，他还利用自身的心理学知识，积极开展民警心理健康状态测试和调查工作，分析撰写《疫情期间民警心理健康状况和应对》调研文章，配合政工部门带领心理治疗业务骨干，为民警开展系列心理辅导、修复和纾解工作。

　　作为首都监狱戒毒系统的一名共产党员，黄亮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融在了自己的工作之中，用责任担当贡献着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