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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以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为核心的“枫桥经验”,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为依靠群众力量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时代发展,社会矛盾的形态、内容都在发生着变化,推广“枫桥经验”需要赋予其新时代的精神,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努力。

北京作为首都,多年来将“枫桥经验”的坚持发展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密结合,以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为依托,重点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的群众参与度,完善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建设,健全多维度的调解工作对接机制,拓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领域,并不断强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主动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枫桥经验”北京升级版。本报从今天起推出“枫桥经验”在北京创新实践的系列报道。

城市副中心建设人民调解工作室、首都新机场建设人民调解工作室、学院路律师人民调解委员会……2015年以来,这些有着鲜明首都特色的人民调解组织,服务于首都重点工作、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成为化解矛盾和普法宣传的一支生力军。

与此同时,以个人或团队命名的基层调解室,以及医疗、知识产权、互联网等专业领域的行业民调组织,为满足新形势下的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北京市司法局局长苗林近日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积极主动培育“社会知名度高、调解能力强、工作业绩突出、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人民调解品牌,充分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以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的群众参与度,努力实现矛盾的不上交,这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北京升级版的重要内容。

调解品牌带动广泛参与

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学院路街道,有一家全部由律师组成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学院路律师人民调解委员会,名声在外。发起人是80后的年轻律师徐卫平。

“人民调解?那不是大爷大妈们干的活吗?你不好好当律师,当什么调解员啊?”3年前,徐卫平在司法局的鼓励下开始做人民调解工作时,不理解他的人很多。3年过去了,他不仅坚持了下来,还成了地区的调解品牌,街道、社区和群众疑难纠纷的解决专家。

徐卫平现在忙了,有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调解的案件也越来越多,记者见到他时,他还在检察院的律师值班室里值班。不过,言谈话语间,他对调解工作的偏爱溢于言表:“我觉得调解这事干得太对了。律师职业是要为当事人服务,受制于很多东西,而调解是真的只以解决纠纷为目的,每解决一起纠纷特有成就感,而且特别锻炼人。”

徐卫平告诉记者,学院路律师调委会现有律师调解员10名,他们的任务是要“啃”下社区调不成或者让街道很头疼的棘手纠纷。

调委会组建不久,正赶上学院路一家隶属某国企的宾馆关停,200多名员工面临解约。经司法所推荐,宾馆的厨师长李某首先找到徐卫平,只是电话里简单几句话,就让李某明白了人民调解的作用,激动地说:“这回我们这些人有着落了。”

徐卫平为律师调委会定了个规矩,“调解跟办案一样得体现出专业性”。所以,律师调委会的调解员们接到案子都会习惯性地刨根问底,弄清情况再从法律层面上分析,找准化解矛盾的“要害”。

经过与李某见面沟通和证据分析,徐卫平断定,宾馆方会根据最初的协议,主张与李某间是承包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因此在调解时,徐卫平向李某讲明了其能够争取的合法权益,但对宾馆方就不再从法律关系上纠缠,而是从诉讼风险、劳动者权益保护和企业形象维护的角度做工作。果然,击中要害,纠纷顺利解决。

从律师调委会的登记上粗略一算,他们成功调解的各类疑难纠纷已超过百件。徐卫平告诉记者,现在他们知名度高了,经常有律师申请加入他们,不过他严控门槛:“干调解得有公益心,有私心杂念可不行。”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北京像学院路律师调委会这样的品牌调解组织迅速发展:城市副中心建设人民调解工作室,走进副中心建设现场一线调解；新发地市场人民调解委员会,24小时值班,保证具有夜间交易的鲜活农产品纠纷及时快速处理；首都新机场人民调解工作室,构造“普法+调解”的新工作方式,调解成功率达到100%。

法律对接专业破解新矛盾

“开放源代码”“后台源代码”“VR全景图图片”……在中关村知识产权大厦内采访“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一个接一个的技术名词,听起来有点吃力。

调委会工作人员石洋笑笑说:“这就是为什么特别需要专业调解组织的原因。”

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软协调委会)是设立在北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协会(以下简称软协)的一家人民调解组织,主要调解与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相关领域的知识产权纠纷。与一般民调组织不同,这个调委会汇聚了法律和科技两大领域专业人士,还有一支庞大的专家后援团。

从软协离职后成为律师的王丽君,现在是软协调委会的骨干力量,对于行业调委会具有的专业优势,她感触颇深:“曾经在调处一起金融软件开发纠纷中,技术开发公司滔滔不绝地演示涉案软件各种功能,结果被我们聘请的业内专家当场叫停,要求其只讲计算功能。等技术人员讲完这部分,专家就得出了结论——软件没有满足开发要求。因为计算是金融软件的核心功能,计算不过关,软件就等于无用。”3天后,开发公司便同意退款,已经诉到法院的案子就这样解决了。

王丽君说,律师调解员和行业专家在行业协会这个平台上的无缝衔接,对化解专业领域的纠纷有着无可取代的优势。2015年从工作站升级为行业调解组织,软协调委会在行业内的认可度不断提升,目前还和北京多家法院建立了诉调对接机制,由调解员进驻法院开展诉前专业调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向法院提供专业领域的技术支持。

如科技领域一样,电视、物业、医疗、劳动争议等各领域内,北京的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品牌近几年不断涌现。其中,外企人民调委会成立8年,处理劳动争议纠纷3147件,签订调解协议2911份,无一起案件再生争议；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近7年,共受理医疗纠纷12666件,医患双方总满意率达98%,其在行业内的矛盾化解作用可见一斑。

定向孵化促调解工作升级

在北京市人民调解协会秘书长胡勇看来,北京市这些年来人民调解品牌建设的成效已经显现,成为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应对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的一条新路径。“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有基层品牌调解组织55家,在服务中心大局、服务重点区域、服务矛盾多发领域以及服务民众需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示范作用。”

记者了解到,在北京市品牌调解组织蓬勃发展的背后,有一只强有力的幕后推手——北京市司法局。2011年,北京市司法局与北京电视台联手打造了新型矛盾调解平台——第三调解室,大获成功。此后,北京的人民调解工作便明确了打造一批人民调解品牌的创新发展思路。

胡勇介绍说,北京的调解品牌打造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在基层调解组织建设上,鼓励优秀调解员、律师团队或志愿者等成立以个人或团队命名的调解工作室,解决基层调解组织以往存在的公信力不高、调解能力不强的问题。其次,是应对矛盾纠纷不断复杂化的新要求,不断发展行业性和专业性调解组织。截至目前,像软协调委会一样的市级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已有30家,年均化解矛盾纠纷3000多件。

从2015年开始,北京更有针对性地定向培育孵化符合地区发展的特色人民调解品牌,学院路律师调委会等16家调解组织便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

“孵化和培育社会组织,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路径和经费问题。”胡勇对记者说,北京的选择是结合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由市调解协会申请市级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及福彩公益金,解决资金来源。在此基础上,对筛选确定的品牌调解组织给予资金支持,同时从市级层面统筹优质培训资源,开展调解技术性培训和规范化指导,提升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标准,也使得调解协议书的司法确认工作更加顺畅。

“目前,北京的区级调解组织和行业调解组织都在复制我们的经验,并取得明显效果,很多品牌调解机构承接了越来越多的调解工作,不断有新的社会力量加入到人民调解的队伍,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胡勇说。

记者手记

在记者的印象里,调解员大部分是很有奉献精神又较有闲的大爷大妈。但这一次与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的亲密接触扭转了记者的这种印象。无论是徐卫平、王丽君还是他们身后的律师、专家团队,都是具备出色的法律专业技能或专业领域知识的精英人群,对于参与人民调解工作,他们坦陈如果算经济账估计是赔钱,可却各个乐此不疲。

他们说,在调解过程中,绞尽脑汁想办法,费尽心机说服别人,都是对自己理解沟通能力和业务素质的极大锻炼提升,是个人快速成长的捷径,所以这事是双赢。

在此次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北京市近年来对人民调解工作的保障和扶持力度不断提升,既有经费的支持,也有规范化的引导,人民调解工作自然而然就有了吸引群众更广泛参与和可长效发展的基础。记者相信,“枫桥经验”北京升级版定将焕发出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