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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说文解字》释为“分也”，而“分”，释为“别也”。“判”即区分、辨别之意，在审理讼狱中使用，引申为辨别是非、决断纷争的意思。“判词”即断案之语，也称为“判”、“判语”、“判牍”。“判决书”的称谓至清末方才形成。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判词，是西周晚期夷厉时期的亻朕？F铭文，该铭文共百余字，记载了一桩奴隶买卖纠纷的经过，判案依据为当时的刑典，内容包括罪名认定和处理结果，该铭文已经具备判词的雏形。判词发展到唐代，达到成熟和兴盛的时期。

　　从两汉的比附定罪、春秋决狱到唐代以事实、律例为据制判，从唐代的“语必骈俪、文必四六”到明清的“简当为贵”，直至民国时期形成“主文－事实－理由”的三段论格式，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判词风格不一，而总体来说，中国古代判词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一、严肃审慎的制判态度

　　唐律对判词的制作有严格的规定，官吏制作判词“皆须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而明代张四维在《刻清明集序》中描写官吏制作判词的态度，“用法权衡，真锱铢必慎哉！”表明制作判词应当十分慎重，反复推敲，达到下笔如铸、一字千金的效果。同时，古代优秀官吏还注重总结制判经验，清代的王又槐在《办案要略》中从分辨善恶、透彻说理、语言运用、情理法结合等方面论述了判词的制作方法，“要能揣度人情物理，觉察奸刁诈伪，明大义、谙律例。笔简而赅，文明而顺”，并且判词应对“不准缘由批驳透彻，指摘恰当，庶民心畏惧服，如梦方醒，可免上控”。

　　二、情理交融的写作方式

　　古代优秀的官吏不仅通晓律例，还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修养。自汉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法律内容中，对听讼断狱有很大影响。两汉时期，不少疑难案件均把《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审判依据，这就要求司法官员熟读经法、深谙礼义。

　　例如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记载的“拾道旁弃儿养以为子”案。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养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诏不当罪”。该判词引《诗经》、《春秋》等经典作为说理素材，以螟蛉、蜾赢比喻甲、乙虽无血缘关系，但甲将乙作为义子抚育多年的事实。古人认为蜾赢不产子，捕捉螟蛉喂养为子，虫豸尚且如此，更何况父子深情呢。这样的引用无形中增强了判词的生动性和感染力。而根据儒家经典《春秋》推崇的“亲亲”思想，“父为子隐”符合《春秋》之义，由此推导出“甲宜匿乙，诏不当罪”的结论。

　　清代名吏陆稼书审理兄弟争产一案，判词首句即渲染兄弟手足之情，“夫同气同声，莫如兄弟，而乃竟以身外之财产，伤骨肉之至情，其愚真不可及也。”最终判决“所有产业，统归长兄管理，弟则助其不及，扶其不足”。体现了官吏意欲彻底平息争端，除依法裁断外，还要以情感化的断案思想。

　　三、劝谕告诫的说理特点

　　清代钟洋曾论述审理诉讼的诸项原则，其中原则之七为“审毕宜加劝谕也”，反映了古代判词延伸说理，劝之以善的特点。例如清代陆稼书审理的汪舒两姓争夺墓地一案，判决讼争墓地永作汪舒两姓公有后，在判词的结尾对双方进行劝诫：“身体肤发，受之父母，奈何常相斗，以贻祖先优。尔两姓笃厚孝道者，何于此独未计及乎？其各平心反思，释尔争，解尔怨，毋相争夺，各自安分。本县一番苦心，谆谆告诫，尔两姓其永念焉。全案消释，具结永存。此判”。判词字里行间，流露出官吏深厚的爱民之情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良苦用心。也体现出我国自古即重视文明礼仪、长幼之序、睦邻友好的优秀传统。

　　四、“文理优长”的修辞技巧

　　唐代“以判为贵”，把“明法”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将“词美”、“文理优长”与否视为评价判词优劣的标准，并作为选拔官员的重要因素。古代判词皆采用文言，注重修辞技巧，往往惜墨如金，言简意赅，生动传神。《龙筋凤髓判＆＃8226；卷二＆＃8226；国子监》中记载的科举考试案，采用简洁的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如“太学生刘仁范等省试落地，挝鼓申诉，冷试卯时付问头，酉时收策试。日晚付头不尽，经业更请重试，壹付法不伏”。判决理由是判词的灵魂所在。古代判词为论法、析理、言情，常常引用名言警句，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十二中的一段判词：“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圣贤之以意，善欲天下之人，各安其分，各至其所，以无相夺伦而已，否则位卑而言高，其不陷于罪者几希”。

　　在中国古代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下，优秀官吏的脱颖而出具有偶然性，其判词的写作不拘一格，明断曲直更多依靠个人智慧和魅力。而在崇尚民主与法治的今天，法官作为职业共同体，撰写判决书更应汲取古代判词精华，使判决书成为传承传统文化、宣扬法治理念、促进社会和谐的阵地之一。其文采精华，简洁明快，令人如沐春风，见之忘俗。其辨法析理，谆谆劝诫，令人醍醐灌顶，心悦诚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