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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4日，第五个“中国航天日”暨“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增设了一个永久性云展厅：“永远的东方红”。云展品中有一幅珍贵的，由“神舟七号”搭载的丝绸版中国地图，和这幅地图的实物一起被中国军事博物馆永久配套收藏的，还有它的身份证明：公证书。而出具这份公证书的，就是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公证员熊凌。

　　熊凌和同事在神舟七号飞船返回舱开舱仪式暨搭载物交接仪式上的留影，被收入方圆公证处的宣传册和企业文化展板中，成为方圆人的骄傲，而现场的具体工作环节，则深存于熊凌的记忆中。

　　2008年10月1日，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里，当工作人员打开返回舱舱门的那一刻，大量的搭载物公证工作也开始了。

“神舟七号”宇宙飞船搭载物保全证据公证现场

　　首先，监督开舱过程，接着对取出的在太空中遨游了近70个小时的搭载物进行清点，查验由公证员在装舱前为每个包装袋外粘贴的，盖有证据保全印章的公证处封条……

　　包含丝绸版地图在内，神舟七号共搭载了6类36种物品，分别是微生物菌种、农作物、植物种子、国旗、其他旗帜、纪念封、纪念邮票、书画作品等，每一件物品都是熊凌亲自封装的。

　　发射前，也就是9月4日、9月15日、9月30日，她和同事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进行了多次清点，直到封存装舱。

　　36种物品，具体到每一件，就变成了以“千”为计数单位了，但是同丝绸版中国地图一样，每一件物品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公证书。公证书上清晰准确地描述了每一件物品的名称、材质、重量、大小、状态、所属包装编号、搭载状况……正是一份份在如此严谨和规范操作下诞生的公证书，为航天搭载物的真实性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

　　2008年，对公证行业内的人来说，航天搭载物保全证据公证很少有公证员和公证处接触，而对于那时的熊凌来说，清点、封存、用不同标识固定每件搭载物、公证书表述……这一系列工作流程早已是轻车熟路了，因为她已经做了12个年头。

　　1992年，中央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中国航天搭载物也随之出现。

　　航天搭载物是指那些随着航天飞船和卫星登上太空的物品。由于受到空间、温度、湿度、重力、辐射等条件的限制，对于搭载物质量、数量都有苛刻要求。目前按照国际上最为普遍的分类，航天搭载物分为三种：一是科研品，二是象征物品，三是纪念品。

　　为了确保航空搭载物的真实性，1994年开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申请由当时的北京市公证处，即现在的北京市方圆公证处为航天搭载物进行保全证据公证，开中国公证业务领域先河。同时，即便在国际航天领域，航天搭载物以第三方保全证据公证形式确认其真实性与唯一性的，也只有中国。

　　熊凌轻描淡写地说：“当时处里领导找我，希望我接手这个新业务，征求我意见时我就答应了，就做了，然后一干就是20多年。”作为一名从1983年就进入公证领域的老公证员，熊凌工作起来被同事点评为“认真到较劲儿”，所以在如此全新而意义重大的新业务出现时，熊凌被“选中”并不难理解。

　　既然是全新的业务，一切从零开始，无从借鉴，熊凌和公证处领导都或多或少有些迷茫。比如，面对高科技领域的各项工作流程，如何发挥公证的监督作用？面对琳琅满目、种类繁多的搭载物，如何根据它们的特点来体现出每件搭载物的唯一性？公证书应该如何表述，以确保全面而准确？

　　问题虽多，但熊凌为自己找到了一把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那就是：严格遵循保全证据公证的规定与原则。有了这一标准，熊凌心里有了底，剩下的就是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将具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细致。仅拿公证书来说，最初的公证书表述只有一页半纸，但是熊凌在工作过程中发现，很多细节需要更准确地表述。现在每份公证书基本都是三页至四页纸，内容除了前面提到的搭载物本身的描述，还包括装舱过程、发射过程、落地开舱过程、描述清点、搭载物所属单位、印章描述、搭载物的辨别标识……同时还要附含影印件和图片。

　　如今，熊凌已经是航天搭载物保全证据公证的绝对权威，从新业务的第一人到权威，熊凌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由于一些搭载物有时间限定，例如菌种，超过一定时间会失效，所以有时熊凌要直接到达落区，第一时间进行现场开舱监督。浩瀚的沙漠、广袤的草原……都曾出现她的身影，其辛苦自不必说，而工作中所遇到的趣事甚至是困难，现在都成为难忘的经历。

　　航天器的安全性是首要的，而且舱内的空间有限，所以搭载物从立项到确定要经过严格审批，并列出详细清单，封装时必须遵守装舱的形状、大小、重量要求。但同时所有搭载物品都要与卫星或者飞船一起进行一系列地面试验。因此，搭载物清单经常在物品装入前几日才能最后确定，这就会产生有些搭载物重量和尺寸需要临时调整的情况。

　　一次，封装搭载物时，搭载包装袋的重量不符合装舱要求，而此时已经是入夜时分，她和其他工作人员拿起手电筒，四处寻找小体积的重物，最后走到发射区附近的戈壁里，捡起了石子。至今回忆起来仍觉好笑。

　　还有一次，已经缝制好的数十个布质包装因为形状问题，无法达到搭载要求，熊凌和工作人员不得不将整个过程重来，那一刻的状态，她用了“崩溃”两个字来形容。

　　随着搭载物品类的增多，每次面对新出现的物品，她都要和当事人一起开动脑筋，想出针对这一物品的固定证据的方式。有一次，当事人带来的是大幅的中国航天剪纸，气势宏大，制作精美，但是熊凌发现无法在镂空的剪纸上加盖公证处的印章。她建议当事人将剪纸装裱，也同时提出装裱过程她必须在场监督。

　　为此，熊凌和同事特地前往河北沧州的装裱工厂，见证十幅剪纸作品的全部装裱过程，并将作品带回公证处，在装裱底纸上盖章，从01到10进行编号，为接下来的公证环节做好准备工作。熊凌解释：越是严格执行这些标准，越是能保证搭载物的真实性，这也是为当事人负责。

　　不过，面对熊凌严格的要求，并不是所有当事人都能理解。有一次，一家单位的工作人员来办理搭载的光盘。熊凌提醒这位年轻人，为保证光盘搭载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建议其将光盘封存在特定的包装物中。在熊凌看来，这是最基本也是很简单的一步工作，在这位工作人员眼中却是繁琐而浪费时间的，他不停地抱怨，言语间用词与态度都变得不友好。

　　熊凌说：“我会一遍一遍地对当事人解释该如何做才能达到要求，我会帮助他们想办法，遇到外地来北京的，甚至还要告诉他们在哪里可以制作包装物或者印制标签。但是如果当事人不能配合，达不到要求，那对不起，对这一物品的保全证据公证只能终止。比如有一家单位坚称搭载的一包粉末包含十几种物质，我要求他们列出详细清单，以及如何在这包粉末中区分出来这十几种物质，因为我要一一对应，注明……他们做不到，和我谈过多次，甚至摆出一些关系，我说不管谁说行，我这里也不能含混着通过。”

　　在办理航天搭载物公证过程中，因为不符合要求，熊凌最多一次终止了6家单位的公证申请。

　　搭载物的珍贵性使其具有极高的社会影响力，随之经济价值也被许多企业看好，这就催生了一些不良现象，混淆视听，社会上甚至有假冒航天搭载物出现，来自各方面的核实需求也不断反馈到熊凌这里。

　　有一次，当地公安机关调查某企业产品航天搭载物的真实性，找到熊凌帮忙核实，熊凌调取资料后明确表示：该企业的标识，的确曾经作为航天搭载物，但是产品并非航天搭载物。她将公证书复印件，搭载物照片复印件传真给对方，公安机关对如此详尽的资料表示意外，同时表示感谢，称这将对他们的工作大有帮助。

　　可以说，正是因为熊凌工作过程的严谨，公证书表述的细节准确，很多浑水摸鱼的行为在她这里现出原形，为事实真相提供了法律依据，保障了民众的权益。

　　2019年，熊凌正式从公证岗位退休，在职业生涯中能为中国航天事业做一点事情，她非常骄傲。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至今回忆起来都让她心潮澎湃。

　　1996年10月20日，中国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第十七颗返回式遥感卫星。这是熊凌第一次在发射现场观看火箭升空。

　　“那是第一次到基地，坐火车，虽然四处都是沙漠，但是觉得真好，新鲜！那时候条件没有现在这么好，到了基地之后，跟着试验队的人一起去了二号生活区，他们打开房间门时，看到的全是土，蛾子，可热闹了！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了解到这些战斗在航天一线的人，真的不容易。荒无人烟的地方，一去就是几个月。第一次在现场看发射，真的很激动，场面壮观不说，在此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的公证业务会与航天产生交集。那一次的装舱和回收都是最近距离的，回到北京，同事们都羡慕不已，吵着说下次要和我搭档！”

　　1999年11月20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一号被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精准送入预定轨道。环绕地球飞行14圈，完成各项试验后，21日，神舟一号返回舱在内蒙古自治区主着陆场成功着陆。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熊凌再一次来到发射和回收现场。与之前的卫星相比，神舟一号搭载物增加了许多，包含邮票、硬币等等。回收后，数百枚硬币要一枚枚分别镶嵌在纪念册中封好，这个过程公证员必须在现场监督，并粘贴标识和编号，编号要做到准确无误，而每一枚硬币也就意味着一份公证书……巨大的工作量超乎熊凌意料，后来她才知道，这种工作量将是航天搭载物保全证据公证业务的常态。

　　神舟一号搭载物的公证书要得急，为搭载物出公证书时，处里领导高度重视，动员全处20多人周末加班齐上阵。防伪纸上都是工作人员一个个打上的字号，为了避免蹭花，还要全部晾干才能整理。熊凌手写初稿，经过专门人员中文校对，再由打字员打印，有人帮忙装订，有人帮忙盖钢印……大家干得热火朝天，都对这项新业务投入自己的关注与热情。

　　熊凌说，在神舟一号的搭载物中，有三面旗帜充分展现了航天搭载物的重大意义。一面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在当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庆祝大会上，国务院总理钱其琛郑重地将这面旗帜交到时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手中。第二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当年12月31日夜，香港迎千禧盛典上，被交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2000年1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

　　“要知道甚至航天领域的很多工作人员，他们都看不到发射、回收等过程，而我参与了那么多次航天领域的重大事件，怎么能不珍惜这种机会呢？中国载人航天事业20多年来飞速发展，作为公证从业人员，我荣幸地成为了这个航天时代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怎么能不自豪呢？”

神舟十号宇宙飞船搭载物保全证据公证现场

　　从1996年为第一份航天搭载物做保全证据公证，到2019年底退休，熊凌和同事承办了第17号到第23号返回式科学试验卫星，神舟一号至神舟十一号飞船，天宫一号，天宫二号，探月工程搭载物的保全证据公证，共出具了十几万份公证书，为中国航天领域搭载物保全证据公证提供了权威高效的公证法律服务。

　　如今，熊凌的徒弟已经接替了她的工作，逐渐担当起航天搭载物保全证据公证业务。熊凌对她的建议是：首先要有强大的内心，这也是熊凌20多年的经验总结。她说：“搭载物的保全证据公证与其他业务相比繁杂许多，每件物品要先后在手中清点数次，面对数目庞大的物品，不能自己先乱了阵脚。要列清单，拍照，清点的时间地点甚至房间号等等都要记录清楚，记录清楚才能保证后面的工作顺畅。要耐得住性子，踏踏实实，不能嫌麻烦，尤其是公证书的表述，漏掉一点，也许就把某一个最关键的证据点忽略了。对我们来说搭载物成百上千，对当事人来说，只有一件。坚守自己的职业理念，这是作为公证员必须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