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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是海淀区检察院轻罪案件检察部的一名检察官，也是“48小时全流程结案”模式创建的主要参与者。2015年5月开始的速裁程序试点改革、2016年3月首个横跨公诉各部门的速裁专办组、2017年9月员额制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司法改革和机制创新工作中，李刚都是直接参与者或推动者。

48小时·全流程结案

2007年，李刚进入海淀区检察院，先后在公诉一处和二处工作了九年，负责各种类型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2015年，速裁改革拉开帷幕，这是一种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从速从快办案的司法程序。由于李刚之前主要负责调研和检察改革工作，所以海淀区检察院成立了速裁组，由李刚担任组长，试点速裁案件。速裁程序主要是针对轻罪案件，因此，当2016年9月轻罪部成立时，李刚就被调到轻罪部。

轻罪部主要负责法定量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如盗窃、寻衅滋事等，也是研究和推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及速裁程序的好地方。李刚在轻罪部一边处理案件，一边带领速裁组进行试点，探索认罪认罚从宽机制，把经验做法向外推广。由于办理每件案子的时长不等，所以李刚负责的案件，适用速裁程序后，一般可以在10天内结案。

“速裁程序面向的案件大部分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其初衷就是实现简单案件集中处理，让其他人可以重点处理疑难复杂案件。”2017年，李刚办理的捕诉一体（批捕+公诉）案件有504件。2018年，李刚和助理一起办了415件，而近几年的公诉部门，每年的案件约五、六千件，李刚接手处理的案件占了每年案源的近十分之一。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两高院进行速裁程序试点后，过了两年又授权两高院进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包括速裁程序、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其改革前期完全是以速裁程序试点为蓝本进行制度设计的。而在所有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有一个环节，需要公诉方、犯罪嫌疑人与律师三方共同在场签署具结书，后来这一环节也被普遍应用在速裁程序里，也就是在这一前提下，李刚等人对此进行了改革，创新了48小时全流程结案程序。

在领导的支持下，李刚主要负责参与、策划、推出和执行48小时全流程结案式速裁程序。这一程序是指，从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到法院下判决只需要48小时。比如，有人在某日晚由于酒驾被抓，第二天公安机关就会完成侦查取证工作，并在下午四五点致电检察院，从证据和事实上确认是否适用48小时流程，确认后，最迟当晚把材料扫描进电子卷宗交流系统。第三天上午，检察院接收电子卷宗，写起诉书，在执法办案中心对嫌疑人进行讯问，为嫌疑人请法律援助律师，签署三方具结书，下午在执法办案中心的速裁法庭开庭，当庭下判。

中央电视台报道48小时全流程结案程序

速裁程序已经大大提高了案件处理效率，但48小时全流程结案的推出，更是创造了全国司法机关制度化结案的效率纪录。2017年2月21日，第1件适用于“48小时全流程结案”的案件在海淀公安分局执法办案中心审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进行了报道，这一结案程序也在全国司法系统进行广泛宣传，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表示了认可。

目前48小时全流程结案主要应用于酒驾一类危险驾驶案件，虽然速裁程序遍及全国司法机关，但48小时全流程结案依然是海淀区“独一家”。速裁程序的改革和制度化结案加大了简单案件的流转，大幅缩短了被告人的审前羁押期限，充分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实现了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学而时习·正向输出

能够这样快速准确地推动改革，固然有常年积累的实践经验支撑，但也离不开理论知识的学习。在担任检察官期间，李刚从没有放弃学术。从2015年开始，他还到人大读博士，继续刑法学的学习。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从不缺学术性活动，李刚经常会参加，有时候也会应邀介绍一些司法实务部门的情况。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对许多法律人来说，理论与实务的连结并不紧密，很多理论中还在探讨的问题，其实实务操作中都已经完美解决。他决心抓住机会，向更多专家学者们介绍司法实践中的做法，弥补理论界对实践认知上的不足。

就像他在《刑事法的私塾与厨房》这一讲座中提到的，“学院派刑事法”好比窗明几净阳春白雪的“私塾”，“刑事法实务”好比柴米油盐烟熏火燎的“厨房”。他认为“学院派刑事法”和“刑事法实务”的区别就如同“下馆子”与“下厨”的区别，后者买菜做菜，洗碗刷盘，前者吃菜，品评优良。对实务若不了解，必然会给理论研究拖后腿，产生理解和表达的偏差，在自己空想的理论体系里越走越远。

抱着这样的想法，李刚处理案件之余，也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近几年，李刚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篇，参与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1项、最高检课题2项、国家检察官学院课题4项，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篇。在海淀区检察院推行主任检察官改革时，他还申请了司法部的部级课题。“与学术界、理论界的交流对我来说是一种成长，虽然我们人微言轻，但我认为每一个司法实务部门的法官、检察官都应该有所输出，向社会传达正面信息，也让专家学者和社会大众真正了解法律的实务部门。”

但他也深知，法律不是给学者专家看的，相比仅限于小部分人的理论建设和实务改革，一个法律学者的本职，还是要普法讲法，让大众知法懂法。2009年起，李刚开始了自己法治副校长的生涯，在中小学讲法制课。公诉部门忙，担任法治副校长的人很少，但李刚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在办案过程中，许多人法律意识淡薄，他们也许知道最简单的是非，但对法律上的后果一窍不通。”他认为，给学生们做了法制教育，也许在未来，这些孩子们中的一些人想要做一些违法违纪的事情时，能心有敬畏，悬崖勒马，或注意分寸，尽量减小危害后果。“伤害案件最怕的就是愣头青，下手全凭情绪，不知轻重，造成无法挽回的惨痛局面，我认为这是缺乏法治意识的表现。”李刚说。

李刚这个法治副校长做到现在也没有停下，他几乎每年都被评为海淀区优秀法治副校长，还获评过一次未成年保护工作先进个人。2016年起，他还兼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模拟法庭校队的指导老师，三年来，北航每年都能在京津冀地区的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中斩获一等奖。同时，他也经常在其他高校讲课、做讲座，介绍司法改革情况，讲一些结合个人经历的体会和感悟等。

“教学相长，我始终觉得，应该多向法学的科班生们介绍经验，让他们少走弯路，对自己也是另一种锻炼和提高。”

使命不移·神圣有责

李刚在这十年的工作中，所做的远不止此。

2012年开始，海淀区检察院设立了轮值出庭公诉人，李刚是第一批轮值出庭公诉人。

如果嫌疑人态度良好，可以挽救，他会通过审查听证会等途径，争取不起诉等宽缓处理。针对精神焦虑来寻求开解的受害人家属，虽然并非工作职责，但他也在办案许可的范围内努力帮忙。

从负责重大疑难案件，如故意杀人、贪污、集资诈骗等，到新型疑难案件，如计算机犯罪，再到办理轻罪案件，李刚坦言，自己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在面对重罪案件的时候，总是抱着严厉打击的态度，但开始负责轻罪案件后，越来越能体会到检察官也有通过宽缓处理挽救和教育他人的一面。”

如果问李刚，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他会给三个词：使命感、责任感、神圣感。

李刚说，在接待当事人释法说理的时候，工作态度非常重要，要心平气和，文明有礼，耐心细致，让当事人感觉到司法机关对他的理解和关怀，这就是身为检察官的使命感。大部分当事人不是专业的法律人员，他们可能遭受的是自己或亲人被犯罪分子侵害的极大痛苦，即使会有一些不理智的行为，也都是可以容忍的。“虽然我们是基层检察官，但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司法机关，从这一点出发，工作使命就是不一样的。”

随着自己工作年限的增长，李刚也越发体会到这份工作本身的责任感。在刑事案件中，检察官掌握着是否采取强制措施、是逮捕还是取保候审、是否起诉等决定，对刑事流程介入更早，也可以更早践行挽救和教育，避免部分人受到后面司法程序的诉累。一个人若是被判刑，无论大小，都是前科，都会对日后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特别是员额制改革后，检察官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对嫌疑人进行逮捕、起诉等，相比于之前做出决定还要向主管检察长汇报等情况，现状就是，权力大了，责任大了，自己签字，自己担责。

检察官的工作对李刚来说格外神圣，平均每年处理四五百件轻罪案件的数量，对他来说不是绩效，而是意味着一年受到案件处理影响的家庭至少有1000个。如果按照每个家庭四五人来计算，甚至比负责重罪案件时，覆盖面要大得多。“原来我的工作一年内能影响四五千人的幸福感，也许就因为我的决定，一个家庭的走向会变得完全不同。”同时，检察官是否公正、文明、廉洁执法，也牵扯到这四五千人对司法体制、司法机关的信任。

“从一个法律职业人的角度来讲，能够对社会幸福施加正面影响，让更多人对司法有所改观，对法律人来说其实是件崇高的事情。”李刚说，“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做检察官，对我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工作。”2018年，他被授予“海淀区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手握荣誉的同时，这位年轻的检察官，内心充满了更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