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其中提出，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在我国，正当防卫最早出现于1979年刑法中，1997年刑法修改时，又增加了无限防卫权的规定，但由于法条整体规定得比较原则和笼统，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困扰。近些年，最高法不断尝试就“正当防卫”给出正面阐明，在今年6月发布的第18批共4件指导性案例中，第93号即是之前备受瞩目的“于欢故意伤害案”。不过，指导性案例的局限，在于其只能对类似案件有“事实上的约束力”，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法律适用的现实难题。前不久的昆山反杀案中，尽管警方最终认定于海明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并依法撤销案件，但案件引发的巨大舆论风波让这一尴尬再次凸显。可以说，此番最高法适时发布《规划》，表示将出台防卫过当认定标准，既是对民意的有效回应，也堪称司法的一大进步。
真理越辩越明，案例越论越深入人心。透过广受关注的案例，“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这两个法律人口中的“法言法语”，随着大家观照个人安全的同理心，快速变成了全国舆论都能剖析入理的高频词。当此之时，《规划》明确提出“鼓励正当防卫”，意味着正当防卫不再是受害人自我保护行为的一种权利救济，而成为推动公众与不法侵害斗争的价值导向。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势必相对放宽，向更有利于保护防卫人的角度倾斜，这不仅有助于“正当防卫”制度的激活，同样是在回归“为人民立法”的价值。
在社会急速转型的当下，相对滞后的法律和瞬息万变的社会之间总会存在巨大鸿沟，法的价值冲突、规则之间如何妥当自洽等法治问题，很容易经由个案演化为巨大的公共舆论话题。正所谓“天理不外乎人情”，面对民众的朴素正义感和法治的严谨慎用性之间的矛盾，如何在司法适用中综合全案作整体价值判断，实为新形势下对司法人员的能力大考。及时聚焦和跟进引发社会关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案件，通过对影响力案件的研讨，不断形成理论与实务共识，促进情理法的有机融合，为司法实务提供双赢、多赢、共赢的参考范本，实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法治的初心，就是守护一个社会最核心的价值关切。在这份《规划》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最近走热的“正当防卫”，亦能看到曾受瞩目的英雄烈士名誉权保护、预防和惩治校园暴力、加强产权保护力度等重要内容。我们期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彰显的精神，能够充分融入中国法律规范、贯穿中国法治实践，在法治与德治的交响中，更好树立法治信仰、凝聚核心价值、实现良法善治。
（作者为法律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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