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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老诈骗已成为亟待应对的突出社会问题。我们要通过给犯罪行为准确定性、用好酌定从重情节，确保对涉老诈骗不轻纵；要严格惩治上游犯罪，保护老年人信息安全；在程序上，注意对老年人的细致关怀；同时，也要加强制度建设，做好社会防范。

　　根据《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4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1亿，占总人口的22.0%，反映出我国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出于对自身健康的特别关注以及存在数字鸿沟，极易成为诈骗分子重点侵害的目标。现实生活中涉老诈骗案件屡见不鲜，许多老年人辛苦一生的养老钱、救命钱因被骗而付之东流，令人痛惜。2022年4月起，全国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仅在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就立案侦办养老诈骗刑事案件4.1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6万余人，追赃挽损308亿余元。触目惊心的数据表明，涉老诈骗已成为亟待应对的突出社会问题。许多老年人被骗后原本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打乱，家庭成员关系紧张，生活陷入困境，精神焦虑抑郁，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刑事法如何通过打击涉老诈骗来守护好老年人的晚年？如何在打击诈骗犯罪中不让老年人受到程序性伤害？如何通过机制运行来预防老年人成为诈骗犯罪的被害人？要答好这些时代课题，笔者认为，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要通过分析行为特点给犯罪准确定性，确保对涉老诈骗不轻纵。不少针对老年人的骗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电信诈骗。近年来，常见以“养老投资”“医养结合”“内部认购”等名义进行非法集资。此类活动常伴随线下宣讲，以高收益和有限名额制造紧迫感。若仅按普通诈骗定性，会低判其对金融秩序的危害，也会削弱追赃挽损的基础。更为稳妥的做法，是回到“目的、对象、机制”的事实三要素展开审查：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面向不特定多数人公开募集，是否存在资金池滚动支付、拆东墙补西墙维持“繁荣”的运作结构。若具备公开性、扰乱金融秩序的募集，则指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若证据显示以占为己有为目的、通过虚构项目骗取资金，则符合集资诈骗罪的构造。定性准确就意味着量刑幅度与社会危害相称，也意味着责令退赔、附带民事诉讼与追赃挽损可以有条不紊地展开。

　　用好酌定从重处罚情节，更好地保护老年人的权益。诈骗罪及相关金融犯罪通常以涉案金额决定刑罚轻重，但老年人受害案件不能仅以金额标准来衡量。同样的金额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不同，老人收入来源较为固定，恢复能力弱，损失一笔积蓄往往会导致生活秩序的长期失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把“诈骗老年人财物”明确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这种做法是正视差别、修正不平的必要补丁。裁判说理中若能把这种差别化的经验事实充分展开，例如结合年龄、疾病、家庭结构等具体情景叙述，就能避免“标签化过重”的粗糙，也能让量刑的比例正义更有说服力。

　　严格惩治上游犯罪，守住老年人的信息安全。诈骗团伙能够精准锁定老年人，是因为背后存在一条隐蔽的信息交易链。所谓“免费体检”“赠送礼品”并非真正的公益，而是以活动为幌子诱导填写详尽表单，采集姓名、电话、住址、家庭结构等信息，随后转售给电诈团队，实现一次又一次的“精准命中”。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源头犯罪的坚决追诉，正是遏制这种源头风险的重要武器。将信息保护纳入刑法规制，有助于将刑法保护延伸到前端环节，压缩犯罪团伙锁定目标的空间。

　　在程序层面，司法更需体现对老年人的细致关怀。在案件前端，询问和取证是关键步骤。对老年人而言，复杂的提问常会带来理解障碍，因此询问应当采用简明清晰、循序渐进的表达方式，避免一次性提出多个问题，并在涉及专业术语时用日常语言解释，再请老人复述，以确保理解一致。询问时间应合理控制，可采用“分段询问”方式，以减轻老人的记忆负担与紧张感。对于行动不便或居住偏远的老人，应尽量在“记忆新鲜期”远程取证并录音录像，以减少多次询问带来的信息漂移。

　　审判环节的难点在于如何在保障控辩对等的同时减轻老人出庭负担。随着信息化条件成熟，单向可视或远程作证为平衡“面对质证”与“减轻压力”提供了空间。对老年人证言的评价，应避免因部分细节遗忘而全盘否定其可信度，更为审慎的做法是以客观证据补强为轴心，把转账流水、合同文本、宣传材料与证言相互对照，以整体一致性替代“零部件式否定”。在案件管理上，老年案件“时间即正义”的命题尤为真切。因此，此类案件理应在程序上优先处理，通过优先立案、集中审理和加快排期的方式提升效率；同时，以签名（或按印）确认、最低对质标准与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兜住程序底线，让“快”始终落在“稳”的轨道上，不以草率换速度，不以效率损权利。

　　退赔是老年被害人最直接的关切。刑事裁判如果只停留在量刑而忽视财产补偿，难以让老人真正感受到正义。司法实践应强化刑事裁判与附带民事诉讼的衔接，推动退赔落实，并在量刑时考虑积极赔偿态度。对于因受骗而陷入困境的老人，应及时启动国家司法救助，与民政、慈善渠道形成合力，提供“短期补偿”与“长期纾困”的支持。案件办结后，社区和公安机关还可以在自愿的基础上帮助老人进行账户安全设置、安装反诈软件等防护措施，降低老人再次受害的风险。唯有如此，程序正义才能延伸至生活层面，让老年人切实感受到制度温度。

　　除司法环节外，全社会力量与刑事政策同样是老年人保护网的重要支撑。社区是老年人日常生活场所，应把守好社区大门。任何以健康讲座、免费体检等名义进入社区的活动，都应当事先备案并核验主办方资质；活动现场不宜出现诱导购买或立刻登记信息的要求，更不能允许陌生人员以任何名义收集个人信息。社区民警与网格员可通过走访、例行座谈等方式了解社区近期是否出现异常情况，把零散信息汇总后形成预警。

　　家庭是可靠的“防火墙”。许多老人并非缺乏常识，而是缺少核验渠道。子女若能建立固定沟通节奏，即便每天一个简短问候，也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对一些常见的风险环节，家人可帮助老人提前设置“提醒阈值”，比如银行卡单笔资金外流达到某个限额时进行通报，或将某些重要操作设置为延迟生效，从而给家人核验时间。当受害发生后，家人的态度至关重要，情感支持能减少羞愧带来的沉默，沉默被打破后很多补救才有可能发生。

　　媒体报道要兼顾警示效果与人格尊重。过度追求噱头往往会让老人因羞愧而不敢求助。更合适的做法是把作案流程拆解清楚，清晰展示“识别点”“核验点”“止损点”等。社会组织可搭建低门槛资讯平台，提供法律咨询与心理疏导，并在必要时与律师团队对接。对出现系统性风险苗头的领域，如频繁进入社区的“保健宣讲”，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公益诉讼方式督促行政部门履职，倒逼相关行业规范整改。

　　面对新型犯罪，刑事政策需及时调整，以弥补法律的滞后性。“快捕快诉”在实践中显著提升了处置效率，对电诈类案件的震慑效果明显。配合“断卡”专项行动，银行卡与电话卡的非法流转得到压制，跑分渠道被持续挤压。下一步需把这种高压常态化，并将它与地方的作战机制紧密结合：涉案线索在公检法与银行、运营商之间快速流转，风险账户能被迅速标记，异常号段及时拦截，冻结与解冻程序更为顺畅。只要链条越短、响应越快，犯罪的成本就越高，收益自然会下降。

　　最后，还需加强保护老年人权益的相关制度建设。面对老龄社会，真正的保护不在高声发表，而在细处落地。实体上把握个体化损害叙事、类型化定性框架与源头治理三个环节的联动；程序上以适老化提升证据质量与退赔效率，做到快而不粗；社会层面与刑事政策工具协同闭环，把零散的善意聚成网。唯有实体、程序、治理三端联动，才能把保护伞真正撑在老年人头顶，让“判决书上的正义”化为“生活里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