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认为滴滴平台以乘客投诉为由而无理暂停司机“深夜服务卡”功能，导致订单量大量减少，滴滴司机杨某某将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滴滴公司”）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判令滴滴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6000元。2019年8月27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定被告滴滴公司赔偿原告杨某某经济损失4000元，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原告：被告违规关闭“深夜服务卡”功能 致其订单减少
原告杨某某诉称：2018年11月5日22点左右杨某某接到涉案订单，到达目的地后乘客醉酒不醒。杨某某未关闭订单，同时报警，乘客手机掉在车内，杨某某将手机递还乘客，因乘客醉酒，手机二次掉落，杨某某捡起递还，手机并未损坏。警察记录杨某某个人信息后，告知其可以离开。次日，杨某某的“深夜服务卡”功能被滴滴公司关闭，接不到女性乘客及夜间订单，杨某某得知后与滴滴客服联系，被告得知系乘客安全投诉所致。11月8日杨某某恢复“深夜服务卡”资格，但因滴滴公司设置观察期，仍接不到女性乘客及深夜订单，致其订单量大量缩水，每天流水由750元以上降至300-400元，故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
被告：原告违反“深夜服务卡”规则
平台合理行使自治管理权
被告滴滴公司辩称：第一，被告和原告就“深夜服务卡”特殊服务项目达成的交易规则及协议具有合理性，且真实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第二，被告收到乘客安全投诉，原告行为违反“深夜服务卡”相应规则，故被告暂停其“深夜服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在原告申诉并评估后认为原告的情节较轻，在合理观察期后，决定恢复原告的“深夜服务”功能。第三，被告对原告账号暂停“深夜服务”系行使互联网平台的自治管理权。第四，原告主张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原告违反“深夜服务卡”有关交易规定的约定，应当自行承担该后果。
主要争议焦点
滴滴公司对杨某某帐号的“深夜服务卡”功能进行限制是否具有充分、合理依据，对于杨某某的损失应否进行赔偿。
裁判要旨
第一、双方法律关系及《平台用户规则》属性
电子商务平台是为企业或个人提供网上交易洽谈的平台。滴滴公司通过滴滴平台为司机和乘客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司机和乘客开展交易活动，系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杨某某注册为滴滴车主，成为滴滴平台内经营者，与滴滴公司形成网络服务合同关系。传统“面对面”的合同订立方式对于滴滴公司庞大的用户群体来说几乎无法实现，平台运营者要求用户同意接受其制定的格式协议，有利于节约平台和用户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协议中的条款若无违反合同效力法律规定的情形，应认定为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对本案所涉及的《平台用户规则》均无异议，应按照该规则中的约定享受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
第二，滴滴公司是否有权对杨某某做出限制，其措施是否符合《平台用户规则》
滴滴公司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和管理者，应当对基于网络行为可能发生的危险进行防范，对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依据《平台用户规则》约定，用户违反该规则的，滴滴公司有权依据规则的处理措施追究用户违规责任。据此，滴滴公司有权基于上述安全保障义务，单方对用户的违规行为作出判定，并依据规则的处理措施追究用户的违规责任。故滴滴公司收到乘客投诉后，结合醉酒系高危场景的因素，初步判定司机违规符合平台规则约定和平台管理要求，限制其深夜服务卡功能使用，亦符合社会广大不特定乘客的利益保障要求。但当杨某某提供报警记录和涉案订单进行多次申诉时，滴滴公司未遵守平台规则关于再次核查事实的约定，在杨某某实际并无过错的情况下对其持续一个月采取限制措施，通过出警录像可看出本案原告未存在任何不当行为，故滴滴公司采取的措施缺乏合理充分依据，其未遵守平台用户规则的行为构成违约。
滴滴公司作为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系连接各方的纽带，须合理平衡司机、乘客和平台的权利和利益关系，既要保障乘客人身、财产安全，也不能损害司机的合法权利，这才是运营和发展的长久之计。滴滴公司以安全和效率原则作为平台运营基础值得肯定，但执行平台规则时，应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符合实际的判定，不应以平台规则为由任意限制司机的正常运营。
第三、滴滴公司应否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因滴滴公司未遵守平台用户规则的行为构成违约，故应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关于杨某某主张的损失，法院依据“深夜服务卡”功能受限前后的日收入差额为计算标准，同时酌情考虑油费等成本，酌定滴滴公司赔偿杨某某损失4000元。
裁判结果
法院判决：被告滴滴公司赔偿原告杨某某4000元；驳回原告杨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平台可以按照平台规则规定对用户违规行为进行认定并采取合理限制措施。用户申诉的，平台应核查事实，审慎行使裁量权。在广大不特定乘客的利益与司机群体的利益权衡中，平台以安全和效率为优先原则值得肯定，但应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作出符合实际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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