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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忙止讼”是我国古代一项传统的法律制度。《大清律例》卷30“告状不受理”规定：“每年自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日，时正农忙，一切民词，除谋反、叛逆、盗贼、人命及贪赃坏法等重情，并奸牙铺户骗劫客货，查有确据者，俱照常受理外，其一应户婚、田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以后方许听断。若农忙期内受理细事者，该督抚指名题参。”即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三十日，禁止人民因户婚、田土、钱债之类“细事”起诉，其理由是四月到七月底正值农忙，不得因“细事”妨碍农耕，官府一律不予受理，州县长官有受理的，就要受到参劾。因此每年到四月初一，州县衙门的大门两侧就会竖起“农忙”、“止讼”的大木牌。

　　“农忙止讼”制度是在我国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这种制度有利于保障农耕繁忙时节劳动力的充足、劳动时间的充分，它是我国古代“农本”思想在民事诉讼制度上的具体体现。农业收成的好坏关乎国家的安定与百姓的生计，为了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中国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以法律的手段来调整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农忙止讼”制度始于唐代，唐玄宗李隆基是唐前期一位重视农业生产的皇帝，在位期间多次颁布过劝农的诏令以示农忙时分不便于民事诉讼。开元四年九月，唐玄宗颁布《关中田苗成熟并功收拾诏》，规定农忙季节“不得妄有科唤”的诏令，近似于在农忙季节停止受理民事诉讼的规定。开元二十一年正月，唐玄宗又颁布诏令：“其聚众兴役，妨时害功，特宜禁止，以助春事。”开元廿九年、天宝五年又先后颁布了《委刺史县令劝课诏》、《农事将兴不可妨夺诏》，重申了“不夺农时”的禁令：“今土膏既勤，农事将兴，丁壮就功，不可妨夺，其不急之务，一切并停。”甚至到“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天宝十四载(755年)，唐玄宗仍下令：“诏不急之务，一切且停，待至农闲，任依常式。”这里的“待至农闲，任依常式”，即含有“农忙止讼”的意思。

　　至宋代则有较为详细具体的法律规定。《宋刑统》卷13《户婚律》“臣等参详”条规定：“所有论竞田宅、婚姻、债负之类，取十月一日以后，许官司受理，至(次年)正月三十日住接词状，三月三十日以前断遣须毕。如未毕，俱停滞刑事由稳奏。如是交相侵夺及诸般词讼，但不干田农人户者，所在官司随时受理断遣，不拘上件月日之限。”

　　“农忙止讼”制度不仅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民事诉讼制度产生重大影响，还影响到了周边国家。日本著名法典《养老令》公撰注释书《令义解》卷10“诉讼”条记载：“凡诉讼起十月一日，至三月仨日检校，以外不合。若交相侵夺者，不在此例。”该规定即仿照唐代相关制度规定制定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