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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最早产生的审案制度，是奴隶制社会的审案制度，它是随着原始公社的解体，出现奴隶制国家而产生的。到了西周时期，才有了《周礼》、《吕刑》等成文法典，规范和制约审案活动。在周朝，审理案件的人统称秋官，中央由司寇及士师专管审案，但重要的案件，则要由周王亲自审理决定，或者由周王命三公、六卿审理。因此，周王握有案件审理的最高权利。据《周礼》记载　，当时已有刑事和民事之分，所谓“讼”就是“以财货相告者”，所谓“狱”即指“告以罪名者”，审案叫做“听讼”、“断狱”。中国古代的审案制度是其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古代文献的记载，夏“作禹刑”，商“作汤刑”。到周朝，周公制“礼”、吕侯制“吕刑”，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国家的法律。在这些法律中，重口供“推理求情”的审案制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当时的统治者“听讼”“决狱”都要求原告、被告双方到庭陈述，并以他们的供词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听讼之两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学，正于五刑”。即审理案件应在双方当事人到齐后，用察听五辞的方法，审查判断其陈述的真伪，并据此定案。《周礼秋官＆＃8226；小司寇》记载：“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五听”的具体内容是：一曰辞听，观其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变；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瞻视，不直则乱。要求审案的司法官吏注意受审人语言是否有条理有道理，作供时的神色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稳，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猥亵，据此推断其陈述的真实性可见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极度低下的情况，统治者只能用兼听原、被告供词和察言观色这种“最合理”的实用主义方式审理案件，以求得分辨是非曲直。尽管这种以察颜观色断狱的方法具有浓重的主观臆断色彩，但是比神明裁判前进了一步，而且，当时也已懂得，审案不能只听“单辞”，即当事人一面之词，而要兼“听狱之两辞”，还必须“察辞于差”②，即分析双方供述的矛盾，才能正确定案。

　　对于疑案的处理，奴隶制习惯法规定：“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意思是宁肯不按常规办事，也不要错杀无罪的人。在商朝，对于难以确定有罪或无罪的疑案，应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众疑则免予处罚；到了周朝，周穆王时规定“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对疑罪采取以铜赎罪的办法处理。“罪疑从轻”的原则，体现了奴隶社会审案制度的阶级性。

　　用暴力手段逼取口供，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我国古代又称“拷鞠”、“拷讯”、“掠法”、“拷问”等。刑讯发端干奴隶制，如果在审案中当事人不供述，法律规定可以进行刑讯，《礼之＆＃8226；月令》中讲到，周代经“五听”之法，“仲春之月……　毋肆掠、止狱讼”，其它时节均可刑讯。

　　周代的诉讼中，已较为广泛使用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周礼》　：“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任器货贿，就是杀伤人的凶器和所盗财物。在中国奴隶社会后期，对伤害案件，要检验被害人的伤势程度，以确定犯罪人罪责的轻重。《礼记＆＃8226；月令》中说，“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这里所说的伤、创、折、断，是指皮伤、肉伤、骨折、骨肉皆断等不同程度的伤害，而瞻、察、视、审是指肉眼检验的方法。另外，在周朝还把当事人“盟诅”，即起誓作为一种证据，“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西周出土金文《鬲攸从鼎铭》等，也有诉讼中盟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