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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作为战国时期著名的儒学大师，却和孔子、孟子等传统儒学思想有很大不同。孔孟重仁义而轻刑政，而荀子则摈弃天道心性之类的抽象论证，大讲刑政，礼法并称。从而形成了“从道不从君”的君臣关系论，“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论，“生而好利”的人性论，以及“隆礼重法”的礼法观等一系列政治法律思想。尽管如此，荀子并未放弃儒家的基本立场，甚至在儒家思想的改革和发展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广泛批判了包括儒家在内的百家之学，并从各家（尤其是法家）思想中汲取了一些重要元素，巧妙地将儒法两家有机结合，开创了一个儒法合流的新时代。故有学者对此评价道：“荀子上承孔、孟，下接《易》《庸》，旁收诸子，开启汉儒，是中国思想史从先秦到汉代的一个关键。”而荀子政治法律思想之特征，也正是沿着儒家这一条核心线索，以层层递进、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顺序展开的。

　　第一层：由“从道不从君”到“尊君崇王”

　　“从道不从君”是荀子《臣道》篇所述人臣事君应遵循的规则。结合其《王制》中“《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之引述，似乎意味着荀子以民本主义向君主专制主义发出了挑战，即人臣事君应遵从“道”而非君主个人。但是，若深究此处“道”的含义就可发现，“从道”实际上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对某种客观真理的服从，或对君道之外的某种独立人格和精神的宣扬。

　　荀子所谓“道”，和孔孟之道一样，仍然属于君主政治语境下的先王之道，正如汉儒董仲舒所言：“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也就是说，儒家之道，实为“治道”，是借助先王名义抽象出的君主政治的一般性原理，其本质是人道，和古希腊哲学中所谓“真理”并非一物。后者具有客观性、先验性和绝对性，而人道具有主观性，需要人主予以彰显。

　　因此，“从道不从君”的提出，绝不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恰恰相反，它使“尊君”由对君主个人的忠诚，抽象升级为对整个君主制度秩序与文化象征的君道权威的尊崇，从而在更高层次肯定了君主专制制度，并从理论上证成了这一制度的永恒性。也正因为此，荀子尊崇君权的色彩更加浓厚，几与法家比肩。“天子者，势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尊无上矣”。这一论述也成为其学生韩非“重势”（所谓势，即君主的权威）的君主专制理论的渊源。相比之下，孔、孟在尊君上尚留有余地，二者虽也讲尊君，但前提是要求君主自身要有德，然后由己及人而治天下。如《论语·先进》：“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在荀子之后，也无怪乎统治者特别青睐儒家了。

　　第二层：由“尊君崇王”到“人治”

　　《荀子·君道》开宗明义：“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这句引用率极高的话正是荀子“人治”思想的典型表述，其意为有造成国家混乱的君主，而没有必定混乱的国家。有能够治国的人，而没有使国家可以自治的方法。换句话来讲，就是治理国家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治国方法是次要的。因为法度不能自己发生作用，须借助于人的操作和实施。据此，在人治和法治的优先级上，荀子认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从而将人治放到了法治之前，而法不过是一种治国的器物和工具而已。法的工具论在荀子这里，基本完成了理论的证成。

　　需要明辨的是：其一，荀子上述所谓“法”，与当今法律并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指法术、政策、礼等一切治国、治事之方法；其二，荀子由“从道不从君”推导出了“尊君崇王”，进而演化出“人治”理论，而作为其学生的韩非，却由“尊君”推导出了法家的“重势”理论。在法家看来，法是排在优先位置的，其后才是“术”和“势”。可以看出，荀子的人治论正是站在法家尚法理论的对立面而提出的；其三，荀子的人治论，虽然将人的因素放到了核心位置，但也绝不排斥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法度和规则。只有人掌握法度，两者合一才算是人治，只有人而无法则不能谓之“治”，因此，那种将人治理解为统治者个人独断专横，任意行权力，不受任何规则、制度约束的观点实为对荀子“人治”理论的误读。

　　第三层：由“王道礼治”到“隆礼重法”

　　孔、孟政治观的出发点是王道，即圣王仁政之道，重在内在精神的修炼和追求，而承担这一施政理念的正是儒家之“礼”。礼经由孔、孟以仁释礼的理论完善，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功能，故谓之“礼治”。而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孟子主张性善，称人皆可为尧、舜，故应“爱民”“重民”，注重德礼教化，并“制民之产”“使民以时”“薄赋税”，在刑法观上，则“省刑慎罚”，反对“不教而杀”，多少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荀子则摒弃了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探究，直视政治社会现实，以经验理性举起“性恶论”的大旗：“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俟，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人性的放纵必然导致个人和社会的恶果，故必须通过外在的规范来加以制约和改造，即“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由此，礼与法作为矫正人性的工具，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关于礼、法的关系和内涵，至少在孔子时代，礼更多地具有宗教意义，其中心在于仁，和法具有一定的隔阂。而荀子则从政治现实出发，认为礼义为“治之始”，将礼外化为具体的国家治理工具，凸显了礼的规则性和工具性意义，和法几乎融为一体，只是作用对象不同而已。只有礼外化为法，具有了法的力量，礼治才具备了实现的前提。故有学者对此精确总结为：“他剥离了礼的神圣价值外衣，以礼作为治理社会、整顿政治秩序的主要手段。”因此，礼、法一体，乃是荀子礼、法观的最终结论。

　　当荀子完成礼法之辩后，自然得出王道霸道可以合体的结论，即“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而重法的目的，归根到底在于隆礼。在这一点上，荀子的观点和法家有着根本不同。在法家看来，法等同于刑，以刑赏为治国之纲，礼是被摒弃的对象。正如荀子当初驳斥秦昭王“儒无益于人之国”时的辩解：“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着也。”相应地，荀子的刑罚观则是“以善至者待之以礼，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他既反对“不教而诛”，也反对“教而不诛”，即先德礼后刑罚。荀子王道霸道合体的理念不仅直接影响了汉朝“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更对儒法合流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后世所谓的“出礼入刑”“引礼入律”等均发端于此。

　　荀子：让理想照进现实

　　荀子首先是一位务实的改革家。他使古老的儒家理想主义揭掉了神秘而玄妙的面纱，走进了政治现实和寻常百姓，以经验理性解答人性、治乱之道和君王之道，系统性完成了儒学的政治实践性改造。

　　荀子也是一位敢于直面社会现实的“杂家”。郭沫若说荀子“实在可以成为杂家的祖宗，他是把百家的学说差不多都融会贯通了”。但这种杂家的面貌也正是秦以后的儒家的基本面貌。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但对儒家之外的道、法、墨、名、阴阳等诸家并非简单“罢黜”，而是进行了有效地吸收。法家的“刑”，道家的“无为”，都融入儒学思想体系之中，成就了“天人合一”的儒学新思想。经董仲舒的发展，使儒学成为一种可以容纳各种理论观念的开放学说，由此孕育出“德主刑辅”“春秋决狱”“原心定罪”等法律思想，开启了“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大门，亦成为中华法系巅峰之作——《唐律疏议》的思想基础，并一直延续至清末。

　　荀子更是一位勇立改革潮头的孤勇者。儒家道统常常将荀子视为异类，韩愈责怪其对圣人之道“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但是，社会的进步，思想的繁荣，文化的革新，又如何能够缺少荀子这般直面现实的开创精神！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