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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秦代，家长权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集中体现在对诉讼上“公室告”和“非公室告”的分类上。“公室告”是指“贼杀伤、盗他人”等危害社会和国家利益的犯罪，对此类案件，官府必须受理。而父母控告子女盗窃自己财物，子女控告父母、奴隶控告主人随意对自己施加各种刑罚而引起的诉讼是“非公室告”，对于“非公室告”，子女、父母、奴隶不得相互为告，官府也不予受理。

　　官府不受理非公室告，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家庭内的侵犯不会对国家构成直接重大威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秦代已经牢牢确立了“家长权”制度。家长在家庭中拥有绝对的权力，有权处理家庭内部发生的争斗和侵犯事件，官府对家庭内部发生的不危及国家利益的案件不予受理，这既肯定了家长权的存在，也大大减轻了官府的负担。

　　家长权主要体现在管理家庭事务的决定权、管理权和处罚权。既然家长有处罚权，那么在非公室告范围内的犯罪和纠纷，就应由家长决断。为了维护家长权，秦律还规定，对于子女告父母、臣妾告主的伤害案件，官府不受理，如果仍行控告，控告者将受到处罚。如果子女盗父母，家长应当自己处罚子女。家长也可以请求官府代为惩罚子女或奴隶，只要向官府提出要求即可。例如，对不听话、不肯卖力干活的男奴隶，家长可以请求将奴隶卖给官府并由官府处于“城旦”刑。（城旦，秦代的一种刑罚，即罚为国家戍边守城）；对不听话的女奴隶，可以请求官府对女奴隶处于刺字刑；父亲甚至可以以亲生子不孝为由，请求官府将其子处于死刑。

　　家长享有子女婚姻的主婚权，享有对家内财产的支配权，与父母同居的的子女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因此，如果父亲偷盗子女的财产，则不构成盗窃。

　　秦朝自商鞅变法后，实行强制分户制度，如果家中有两个成年男子，就必须各自成家分户，否则就要被官府征收加倍的税赋。每一户都有一名家长，形成户有家长的制度。在平民家庭，家长权和父权是合一的，但在拥有奴隶的家庭中，家长权还包括了主人对奴隶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为了防止家长权的过度膨胀而导致危害封建统治，秦律对家长一方面进行保护，另一方面也对家长权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家长权的绝对行使是以直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如果没有直接血缘关系，仅仅是养父子或继父子关系，如发生养父、继父偷盗养子（假父盗假子，当为盗）或养父、继父擅自杀伤子女的情况，依然要受到严惩。擅杀养子，当判死刑，而擅杀亲子，则仅需判处刺字刑并处戍边守城的城旦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