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的含义不止一种。相对于先秦儒家、汉代儒家，宋代儒家也可以称为新儒家，譬如张君劢的《新儒家思想史》一书，就把宋儒称为新儒家。不过，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谈论新儒家，主要是指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已有三代或四代的划分。如果要说第一代，通常是以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作为代表。他们三人甚至被称为新儒家“三圣”。“三圣”之中，马一浮学养醇厚，颇受学林推崇，在新儒家“三圣”中具有代表性。那么，马一浮如何看待传统的法家？在先秦时代，儒家与法家总是相互批判，长期纠缠不休。到了20世纪，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马一浮如何评价旧法家的代表人物？这显然是一个值得略加探究的问题。
马一浮对法家的评论，以老子作为铺垫。他说，老子“虽常下人，常后人，而实自贵而贱人，但人不觉耳”。笔者以为，这个见解很深刻。老子反复宣扬“水之道”，反复要求“人往低处走”，其实老子自己具有相当强烈的精英意识，甚至颇具当下所说的“高冷”或“孤冷”之风格。可以想象，正是他“自贵而贱人”的意识，让前去问礼的孔子觉得难以企及，在极度仰慕之余，甚至生出“其犹龙耶”之感叹（《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由此看来，老子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看不起人；他谁都看不上。这是马一浮眼里的老子。
接下来再说法家。“法家如商鞅、韩非、李斯之流，窃取其意，抬出一个法来压倒群众，想用法来树立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人人皆入他彀中，尽法不管无民。其实他所谓法，明明是他私人撰造出来的，不同儒家之天秩、天讨，而彼方自托于道，亦以众人太愚而可欺了，故至惨刻寡恩，丝毫没有恻隐。苏子瞻说其父报仇，其子杀人行劫，法家之不仁，不能不说老子有以启之。合阴谋家与法家之弊观之，不是‘其失也贼’么？看来老子病根所在只是外物，他真是个纯客观、大客观的哲学，自己常立在万物之表。若孔子之道则不然，物我一体，乃是将万物摄归到自己性分内，成物即是成己。”（《马一浮全集》第一册上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马一浮的这段话论及好几层关系。首先，与老子相比，法家代表人物也想居于高位。“人人皆入他彀中”，就是人人都归他辖制，他高居于众人之上。然而，老子是在精神上居于高位，是在精神世界里“一览众山小”，是精神上的高人逸士。法家人物却是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居于高位。打个比方来说，法家人物仿佛戏中人，老子仿佛冷眼看戏的人。这就是他们的区别。显然，在两者之间，马一浮倾向于认同老子，坚持不愿认同法家。
在法家与儒家之间，马一浮“褒儒贬法”的态度更加明显。在当下这个强调法治的时代，法无疑是一个积极而正面的因素。但是，在马一浮看来，法家制定、实施的法没有正当性，不是一个正面的因素，因为法家之法是“压倒群众”的。法家重视法，是出于“拥法自重”的目的，就仿佛一些武人或军阀拥兵自重。马一浮认为，法家之法，出于法家人物私人的撰造，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私人欲望，这就是问题的症结。相比之下，儒家治世所凭借的天秩、天讨，则具有丰沛的道义基础：建构秩序是根据上天的旨意，讨伐不端也是根据上天的旨意。这就是说，儒家是按照上天的意志来解释这个世界，进而改造这个世界。按照现代的政治理论与法律理论，马一浮所说的天秩、天讨，大致可以对应于自然法。至于法家之法，大致相当于实在法或人定法。在这里，马一浮虽然没有直接论述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关系，但他关于法家之法与儒家之法的划分，确实蕴含了这样的二元观。
客观地说，正如马一浮所见，法家之法确实是人造之法。法家着眼于新的政治格局、社会现实，通过创制法律、实施法律的方式，追求富国强兵的现实目标。众所周知，为了让这些新创制的法律能够为公众所信服、所遵循，商鞅还专门安排了一场著名的“南门徙木”活动。商鞅以“利诱”的方式，充分利用了世人作为“经济人”的本性，以推行体现法家主张的法律，商鞅的选择大致反映了法家的思维共性。大致说来，马一浮对法家之法的认知，在事实层面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马一浮对法家的评价，却存在着可以商榷之处。譬如说，“抬出一个法来压倒群众”，就不甚妥当。法家之法，并非都是“压倒群众”之法。法家之法既有“威”的一面，也有“恩”的一面，恩威并重或现代人所说的“胡萝卜加大棒”，才是关于法家之法的比较全面的概括。
法家之法确实是法家人物制定的。但是，法家人物制定、实施法律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并不完全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私人利益。在法家人物主导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过程中，法家人物展示了他们的政治才华，但是，真正获得实际利益的还是他们的君主。早期的魏文侯，后来的秦孝公、秦始皇，都是在法家人物的辅佐下获得了较大的成功，至少从短期效应来看，这些君主才是法家理论与实践的真正受益者（按照《过秦论》的事后总结，秦始皇是法家理论的受害者）。法家人物，说到底也只是君主们雇佣的“职业经理人”而已。
马一浮对于法家人物的批评，其实反映了他自己的儒家立场：只有孔子之道才是至道，物我一体，成物就是成己。相比之下，客观、超然、高冷的老子只重外物。法家人物则是以偏执、偏颇的方式，继承与发展了老子的理论。韩非子的 《解老》《喻老》既是关于老子的注疏与研究，同时也是对老子的拓展与延伸。不仅韩非汲取了老子的思想。在马一浮看来，商鞅、李斯之流，也都“窃取”了老子之意。这就是说，老子是源，法家人物是流。
马一浮看到了老子与法家之间的源流关系，其实，孔子与法家的源流关系同样值得注意。众所周知，子夏是孔子的著名弟子，他的名字在《论语》中反复出现。孔子辞世之后，“儒分为八”，在这个“分散”的过程中，子夏去了魏国的西河，培养了一大批法家的早期人物。如果说，子夏是法家的重要导师，那么，孔子则可以称为法家人物的“太老师”。从这个角度来看，孔子既是孟子、程朱、陆王的渊源，又何尝不是法家的渊源之一？马一浮把孔子与法家人物及其理论实践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其实反映了马一浮理解的孔子，已是一个理想化的孔子。
既然法家人物居于孔子的对立面，那么，法家之书还有没有价值？马一浮说，“诸葛武侯教后主读《商君书》，谓能益人神智，或是对症下药。《商君书》只有昏人神智耳，安在其能益人？益人神智者，佛书足以当之矣。武侯疏于经术，治蜀多用法家，特其君臣之际，诚恳悱恻，差有儒者气象。”（《马一浮全集》第一册下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00—601页。）这就是说，像《商君书》之类的法家著作，根本不能益人神智，只能昏人神智。要求后主刘禅研读《商君书》，完全是开错了书单，然而，这正是诸葛亮的问题所在：法家味道偏多而儒者气象偏少。
马一浮对于诸葛亮的这个评价，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正面观点是，倘若要益人神智，就应当读佛家之书。这样的观点表明，马一浮作为孔子之道的继承人与守护者，对佛家是高度认同的。其实，马一浮的生命形态，就在儒与佛之间。马一浮一半是儒家，一半是佛家。他作为新儒家的三位代表人物之一，其实是综合了儒家与佛家之后的新儒家。
新儒家对旧法家的态度是一面镜子。通过马一浮对于法家人物以及其他相关人物的评论，我们既可以看到法家人物、法家思想的某些侧面，也可以折射出像马一浮这样的现代新儒家所秉持的思想旨趣。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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