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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的法制体系继承了历代封建法律严惩赃罪的传统，对官吏的受贿罪规定严厉的惩治方式。唐代律令格敕明确规定了受贿罪的刑罚，即法定刑，包括笞、杖、徒、流、加役流、死、决杖的主刑。除了主刑之外，还要对赃吏施以除名、免官、免所居官的附加刑。对赃罪性质严重的官吏还要免除唐律对封建阶级的优

　　待特权，并对受贿官吏追赃还主或者没官等处罚。由此可知,唐代受贿罪的法律责任形式包括刑罚、贬官、考解、征赃、解除婚姻关系等几种。唐代对受贿罪的处罚方式分别有如下：

　　刑事处罚

　　唐代的刑法以“繁简得其中，宽严亦俱得平”而著称。在唐代罪名繁多的赃罪体系中，只规定了六种赃罪为正赃，并以其作为计算标准，除此之外的赃罪都比照此六赃定罪量刑。这样的刑事处罚简单明确，易于操作。

　　唐律的刑罚以笞刑、杖刑、徒刑、流刑和死刑为主。最轻的刑罚是笞刑，如“坐赃”罪“一尺笞二十”。死刑是五刑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刑罚，分绞和斩两等，斩刑重于绞刑。在唐律中，只有“受财枉法”罪设有绞刑，即“十五匹绞”；“受所监临”最高法定刑是“五十匹流二千里”；“坐赃”罪是“罪止徒三年”。但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唐代对受贿罪基本上采取严刑政策，有时为了严惩赃吏，皇帝往往法外用重刑。自唐玄宗以后，很多官吏因犯赃被杖杀，虽然后期惩治赃吏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总体来说，唐代对赃吏的刑事处罚是相当严厉的。

　　行政处罚

　　唐代为了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对犯赃罪的官吏除了刑法的处罚之外，还有附加刑，即行政处罚，主要有贬官、免官、除名等，以此来严惩赃吏并震慑官僚阶层。除名是最严重的行政处罚，将所有官职和爵位全部撤销，不再享受官吏免除赋税徭役的待遇，无萌同庶人，有萌从萌例。即“除名者，官爵悉除，课役从本色，六载之后听叙，依出身法。”只有犯十恶罪、故意杀人，反逆缘坐及监守官在辖区没犯奸、盗、受财枉法罪即其他死罪的的官吏，才受此附加刑。

　　免官是在一定时期内免去当事人现任所有官职，即《唐律疏议?名例律》第19条“免官谓二官并免，爵及降所不至者，听留。”《唐律》规定：“诸犯奸、盗、略人、及受财而不枉法……免官（律注曰：免官谓二官并免，爵及降所不至者，听留）。”“免官”是撤去现级下数二等之内所有的官职，稍轻的为“免所居官”，即有职事官及勋官两类官职的撤去职事官，只有勋官的撤去勋官。

　　唐代赃吏的行政处罚还有贬官。其主要的形式有降职和到边远地区任职。

　　禁锢在唐代也是严厉的行政处分，唐代禁锢终身的官吏一般为赃吏和酷吏。轻则禁锢三五年，重则终身禁锢。

　　总之，唐律对赃吏的行政处罚规定很严格，这也说明唐代统治者认识到了赃吏对统治秩序的极大危害性。对赃吏实施行政处罚，一方面可以剔除官吏群体的败类，另一方面对在职官吏施以警戒和震慑，以此来净化官场腐败风气。

　　民事处罚

　　受贿罪是官吏收受贿赂的违法行为，对此罪的惩治必然要涉及到民事处罚。唐律对受贿罪的民事处罚主要涉及到对赃吏的经济处罚，主要通过征赃来实现。《名例律》“以赃入罪”条明确规定：“诸以赃入罪，正赃见在者，还官、主。”即官府之物没官，私人之物，则归还主人。《名例律》“彼此俱罪之赃”条规定赃物应没官，《名例律》“以赃入罪”条规定，除本人已死及配流者不征赃外，盗、诈、枉法者，即使会赦及降罪者，犹征正赃。由此可知，唐代对赃吏的经济处罚体现了严格的征赃原则。

　　唐律对受贿罪的民事处罚中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形，那就是解除婚姻关系。例如监临官枉法娶人妻妾及女的违法行为，除了严厉的刑事处罚，还要解除已有的婚姻关系。可见，唐代对受贿罪的民事处罚的手段是多样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