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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刑法志》是我们研究汉代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的重要史实材料，而其中所蕴含的儒家思想不仅对后世的刑法志有着一定的引导作用，对于现代社会刑法制度的改革同样具有深远意义。

　　《汉书·刑法志》认为， 西汉尚存在刑狱过多的问题，其原因在于“五疾”：即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狱不平等这五种原因。“五疾”之所以存在，症结还在于德法关系上的偏差。其中多次直接引用《尚书》中有关德刑关系的论述，基调是主张慎重用刑和教而后刑。它引用《尚书》中的表述：惟刑之恤哉！意思是使用刑罚一定要仔细斟酌，慎重用刑。它认为，与其枉杀无辜，宁可承担不杀的责任，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它主张要以礼止刑，教而后刑，同时也主张在实施刑罚时灵活掌握其轻重，即要刑罚世轻世重。

　　《汉书·刑法志》中提出以德化民的思想，认为宽省刑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前汉的历史上看，虽然高祖有约法三章，但尚有夷三族之令，而且被夷三族者要受五种刑，即所谓“具五刑”。虽然文帝废除收律、相坐法(一人犯法，全家都要连坐治罪)，但“复行三族之诛”，即在执行的过程中尚有过刑之处。因此想要从宽处刑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溢水也，只有以礼止刑，德主刑辅，移风易俗，正本清源，国家才可能长治久安。这种“尚德不尚刑”的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传统思想。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倡导德治，实施德政，并不表明他们真的认为仅仅靠道德教化就可以安邦强国。在他们的德治主张中，并不否认法、刑、律也是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但在道德和法律二者中，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更多地看到了道德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并对道德的这种社会功能给予了高度肯定，《汉书·刑法志》中的思想便体现了德礼为本、刑法为用的德法观。

　　《汉书·刑法志》中记载，周公通过制定“三典”来管理国家，治理百姓。治理新建立的邦国使用轻法，治理守成之国使用中典，治理民风恶化，积重难返的乱邦使用重典。也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社会治乱的程度，要借助于法律的力量，酌情使用轻典、中典和重典，使百姓因畏威而远罪。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法和刑的作用是诛暴禁恶，惩戒将来。如果对犯了罪的人听之任之，即所谓“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其结果就是“惠暴而宽恶”。因此，该赏则赏，当罚则罚，赏要当功，刑要当罪。只有惩治邪恶，才可以树立起政治的权威。

　　在德与刑的问题上，先哲们一直认为，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刑罚，如果违法犯罪，就必须要严惩。但刑罚不是万能的，这种严惩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为了处罚而处罚。儒家历来反对不教而诛，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将这个中国古代德法观一以贯之的就是《汉书·刑法志》引用孔子的话所表述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遵循这样的思路，思想家们在反思秦亡的历史教训时，必然会对秦始皇崇尚韩非的法治论，抛弃儒家的德治主张，一味任法任刑的治国方略进行重新的审视与评价。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不但有陆贾、贾谊、董仲舒等思想家们为重新确立儒家德治主张进行的理论论证，而且也体现在将儒家德治思想贯彻其中的立法活动和刑罚改革。《汉书·刑法志》中相关制度的规定则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