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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党史学习教育】百年党史?“声”动人心——第三检察部党支部讲述慈悲庵中“先驱者的奋斗”

　　编者按

　　追寻红色记忆，声音打动心灵。为进一步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东城检察院暨开展“学党史 庆华诞——追寻声音中的红色记忆”党史学习教育特色主题活动后，各党支部将继续开展“一支部一声音”系列活动，形成“百年党史? ‘声’动人心”党史学习教育主题系列活动。各党支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撷取历史中的红色记忆，重现红色经典、砥砺红色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讲述“先驱者的奋斗”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一批有识之士开始了救国救民之路的艰难探索，开创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自1916年起，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驱先后来到北京，开展早期革命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今天，第三检察部党支部成员来到陶然亭慈悲庵，现场聆听支部党员杜兴府讲述党开展的早期革命活动，重温红色记忆，传承红色血脉。

　　慈悲庵，位于陶然亭公园湖心岛的西南角，始建于元代，院落面积2500平方米，建筑面积860平方米。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在北京开展秘密活动的场所之一。

　　中国共产党为何选择慈悲庵作为早期北京革命活动地点？这要从李大钊说起。根据史料记载，当时，李大钊要为刚刚建立的中共北京早期组织选择一个秘密工作的场所，在分析各方面条件后，他把目光投向了陶然亭。那时的陶然亭位置偏僻，附近坟冢众多，如果以上坟为掩护，不容易引起怀疑。1921年夏天，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的夫人病故，葬于陶然亭。李大钊便让陈愚生以守墓为名，在慈悲庵内租借了两间南屋，在此建立了中共北京党组织一处秘密据点。1921年至1923年间，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都曾在慈悲庵进行过秘密革命活动。

　　毛泽东与“驱张运动”

　　1918年8月，为了组织和推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青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经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并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在这里毛泽东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对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开始有了具体的了解。

　　1919年，五四运动浪潮席卷中国大地，湖南人民反对封建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受五四运动影响，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与湖南各校学生代表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以新民学会为主力的湖南学联还发起反日爱国运动，并创办《湘江评论》，宣扬新文化。这一系列行动受到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暴力镇压，双方矛盾不断激化，最终爆发了驱张运动。

　　▲“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合影（五排左四：毛泽东）

　　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领导学生对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的张敬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公开打出“驱张”的旗帜，要求“将湘督张敬尧，即予撤任，尽法惩治”，联络社会各阶层，发动全省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并决定派代表分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地，公开揭露张敬尧祸湘虐民的罪行，争取全国舆论对“驱张”的支持和同情，造成举国一致的浩大声势。

　　▲平民通讯社旧址

　　12月18日，毛泽东率湖南驱张代表团一行40人抵京，起草发表大量文章，向北洋政府多次请愿，要求惩撤张敬尧。毛泽东等在福佑寺后配殿组织成立“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撰写驱张文稿、电文，分送京、津、沪各地报纸发表。

　　毛泽东与湖南学生社团“辅社”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辅社”的全称为“辅仁学社”，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成员有30人。当时有部分社员在京读书，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常在北京大学活动。毛泽东主动与他们联系，发动他们参加了“驱张”运动，北京大学邓中夏等也积极在他们之间进行工作，“辅社”在京成员成为“驱张”斗争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邓中夏等在陶然亭慈悲庵合影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与“辅社”部分成员在陶然亭慈悲庵内，一起研究驱除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共同探讨救国道路，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大槐树前合影留念。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先后进行了7次请愿活动，并向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提出撤惩张敬尧的要求。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斗争取得胜利。此次来京，毛泽东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建立了密切联系，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俄国十月革命书刊，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驱张运动”是“五四”运动在湖南的继续和发展，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它的胜利为全国刚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

　　周恩来与“五团体会议”

　　▲觉悟社部分成员合影（后排右一：周恩来）

　　周恩来于1919年9月16日在天津成立“觉悟社”，成员大部分为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干部。主要活动为出版《觉悟》刊物，组织演讲，讨论研究新思潮，积极领导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五四运动后，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十分活跃，积极开展工作，不负“觉悟”之称，在当时的知识界有引领、创新之意识。为了把“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觉悟社”派出专人到北京请教李大钊。李大钊听了“觉悟社”的倡议之后非常赞同，建议他们以“觉悟社”的名义，邀请北京各个进步团体召开会议，共同商讨今后革命运动的方向和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问题。1920年初，为营救抵抗日货被捕的学生，周恩来等人在天津遭到警察厅拘捕。出狱后，周恩来一再反思，提出所有社团应该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主张。

　　▲五团体会议

　　1920年8月16日上午，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和周恩来领导的天津“觉悟社”以及“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五个进步社团的代表，在陶然亭慈悲庵北配殿召开了联席会议，共同商讨救国运动方向等问题，史称“五团体会议”。李大钊、周恩来、刘清扬、邓颖超、邓中夏等23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两天后，五团体代表齐聚北大通信图书馆，讨论并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开展“宣传事业之联络、社会实况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妇女独立之促进”，以更快实现“社会改造”目的。

　　周恩来在会议上的主张以及会议发出“团结联合，共同行动，挽救中国危亡”的呐喊，不仅体现出“觉悟社”的初衷，而且反映出五团体“改造旧中国”的决心。这些主张、这些思想完全符合党的“一大”的宗旨与精神。“五团体会议”是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北京陶然亭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一个缩影。在北京革命史中不仅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政治和组织基础，为党早期的发展书写了精彩的一页。

　　陶然亭慈悲庵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带领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光辉历程。站在新时代，回望过往的奋斗路，展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要将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持续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作为轻罪案件办理部门，第三检察部党支部要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办好群众身边的案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