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良心爷爷坚持17年卖2元糖水”走红网络，到“糖水爷爷做的糖水不干净”“糖水爷爷这么大年纪出来摆摊是子孙不孝”，再到“糖水爷爷不堪网暴搬离住所”。一个原本充满了善心和暖意的故事，最终却在一群“嘴下不留情”拿着放大镜找瑕疵的“键盘侠”的攻击下没有了“完美”的大结局。但远离“网络硝烟”、回归平淡生活，对“糖水爷爷”谢永安来说，也许才是最幸福的结局。
近年来，网络暴力时有发生。就在不久前，一名女生因染了粉红色的头发，而被一些网友指责“染发就是坏女生”“陪酒女、夜店舞女、不是正经人”，将染发行为与道德、品德挂钩。 再比如，“寻亲男孩”刘学州在海边服下大量抗抑郁药物自杀，打赏外卖员200元的上海女子从楼上一跃而下……屡屡发生的网络暴力事件，也让社会公众不断呼吁“对网络暴力零容忍”。
虽然说，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但表达必须要有边界，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攻击批评一时爽，但片面的、信口而来的评论不仅会让被网暴者苦不堪言，也会让评论者自己承担法律责任。
整治网络暴力，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司法机关应当有所作为。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彰显了司法机关擦亮“法治利剑”、重拳打击网络暴力犯罪的决心。
事实上，《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等都对保护公民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名誉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刑法》也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法治社会绝不允许存在网络暴力，躲在屏幕背后、诋毁他人名誉的“键盘侠”，必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从司法实践来看，网络暴力类案件往往存在侵权行为溯源难、侵权主体确定难、侵权证据固定难的特点，这类案件中受害者的举证难度非常大。“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也使许多被网暴者望而却步。
在“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中，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及时介入，认为该案“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进而提起公诉。最终，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这一案件体现了司法机关打击造谣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主动性和行动力，有效破解了当事人“取证难”“举证难”等问题，也为今后治理网络暴力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对网络暴力坚决说不，不再让网暴打扰生活、制造悲剧，司法机关必须对症下药、持续发力。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要及时总结网络空间治理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和审理难点，发挥司法建议在参与社会综合治理中的优势，在全面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完善网络法律体系等方面充分延伸审判职能。强化普法宣传，结合以案释法、以案普法，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网络司法普法各环节，通过“小案件大道理”，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进一步规范和净化网络生态环境，使互联网更加风清气正。（丰台法院 邬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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