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西城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场热热闹闹的生日宴，却演变成了麦先生的“最后的晚餐”，当晚聚餐后，58岁的麦先生因为急性酒精中毒，并吸入性肺炎死亡，那么谁要为这场悲剧负责呢？
近日，西城区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58岁的麦先生留下的最后一段人生影像，时间停留在2021年1月9日当晚。当晚，麦先生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聚会进行到尾声时，麦先生已经难以支撑，步伐踉跄。
25小时之后，58岁的麦先生因为急性酒精中毒，并吸入性肺炎，经抢救无效死亡。
死者麦先生的家属将聚会的组织者付先生告上法庭。原告称是被告因为要过生日，饮酒的过程持续控制长达5~6小时，导致受害人麦先生饮酒过量。在麦先生出现昏迷等危险情况下，未及时救助，未及时送医治疗，不管不问最终导致了麦先生去世的严重损害结果的发生。要求赔偿共计79万余元。
7月12日，西城区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付先生无需承担责任。
大众的固有观念普遍会认为，这类喝酒致死的案件，酒局的组织者或多或少都得负点责任，为什么此案的判决如此泾渭分明，付先生无需承担责任呢？
视频证据显示，当天晚上六点四十分左右，麦先生走进聚餐的酒吧，随后十几个朋友分两桌坐下。聚餐持续了五个小时，席间麦先生状态正常，和朋友高谈阔论，频频举杯。直到23点30分，当麦先生打算站起来的时候，视频显示他的状态明显不对了。23点37分，麦先生被朋友搀扶着走向洗手间的方向，而这之后发生的事情，也成为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
据了解，麦先生醉倒在洗手间后，付先生曾经过来查看，并且给麦先生爱人打电话，要求她过来接人。麦先生家属认为，付先生既然已经发现麦先生状态不对，应该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而不是单纯等待家属过来，不做任何施救措施。
民法典第1005条是关于法定救助义务的新增条款，其中规定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受到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的，负有法定救助义务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及时施救。原告认为，付先生作为聚会组织者，在麦先生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没有尽到法定的救助义务，没有及时送医，以至于延误治疗。该案主要存在两个争议焦点，第一，事发时，麦先生是否必须送医，第二，付先生作为聚会组织者，是否尽到了法定义务。
焦点一：事发时，麦先生是否达到必须及时送医的情形？
法官通过现场调查，基本还原麦先生被扶去洗手间之后的情况。酒吧服务员，以及同席饮酒的人均表示，麦先生在洗手间时，还能说话，只是口齿不清，并无异常。询问笔录显示，付先生曾委托酒吧服务员照顾麦先生，在等待家属接人期间，麦先生在监控室还睡着了，一直在打呼噜。法官表示，该案的特殊性在于，死者麦先生曾经做过心脏搭桥手术，有基础病，本不适宜过多饮酒。
焦点二：事发时，组织者是否尽到法定的义务？
作为同席饮酒的人，特别是组织者，被宴请的双方事实上已经建立了法律上的关系，彼此之间存在相互提醒和照顾义务。具体而言，聚会组织者应当承担提醒、劝阻、通知的义务，不让其过量饮酒；在酒后还要承担扶助、照顾、护送的义务，保障饮酒人的人身安全的责任。
综合以上几点，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付先生知道麦先生患有心脏基础病，也没有证据显示，麦先生当时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最终西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付先生已经尽到相应义务，无需承担责任。目前该案正在上诉期内，判决尚未生效。
但是就如被告付先生所说，这场官司没有赢家。无论是组织者还是受邀者，作为成年人，我们更需要做到的，是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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