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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保安，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无论是在小区、中小学、停车场、企业事业单位，还是在大型活动现场，我们总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维护着公共场所的正常秩序，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保安的工作非常辛苦，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长，还经常需要白班夜班两班倒。如此劳累，挣的钱却并不算多。然而，有这样一份工作，能够养家糊口，对许多农民工朋友来说，也是不错的选择。可是有些时候，任劳任怨的他们的某些基本权利却无法得到很好的保障……

　　值班保安被撞身亡

　　张先生（化名）已经40多岁了，2014年12月，他从老家来到北京打工，在一个小区做保安。他的工作主要是记录小区出入人员的基本信息，处理小区居民反映的一些琐碎事务，保障小区的日常安全。

　　虽然这份工作内容单调、枯燥乏味、工资也不高，但他很有耐心、任劳任怨。他需要这份工作，他需要挣钱养家。说起家庭，他满是骄傲——他的家庭和睦温馨，妻子温柔善良、两个孩子勤奋上进。为了供孩子们上学，再苦再累的活他也愿意做。然而，天不遂人愿，意外来的如此突然，毫无征兆……

　　2018年1月22日的北京极其寒冷，零下十度的低温令人瑟瑟发抖。这天，正巧轮到张先生值夜班，他特意多加了件棉衣。即便在寒风里打颤，但为了小区居民的安全，该巡逻的时候也决不能偷懒。

　　刚一出门，一股寒气就扑面而来，他不禁打了个哆嗦，随后便像往常一样开始了夜间巡逻的工作。然而，当他走到小区南侧时，不幸却突然发生了：沿着非机动车道巡逻的张先生，突然就被后面冲过来的一辆小型越野车撞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没有醒来……

　　工亡待遇难以落实

　　张先生的家人得到消息后迅速赶到了北京，在悲痛中料理了张先生的后世。经调查，肇事司机属于酒驾，自然应受到刑事处罚，司机也进行了相应的民事赔偿。

　　然而，张先生是在值班时被撞身亡，他所在的保安公司是否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呢？2018年3月15日，经家人申请，北京市丰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张先生受到的事故伤害，认定为工伤。

　　同年4月，张先生的父亲、妻子及两个孩子，向丰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张先生所在的保安公司向其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等费用。

　　但是，保安公司并没有为员工们缴纳工伤保险，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公司负责人为自己找了诸多借口。他们认为，张先生之死，是第三方酒后醉驾造成的，且在非机动车道发生，公司无任何过错。而且，第三方肇事司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且家属已与酒驾者达成了关于民事责任的协议，所以理应由肇事司机进行赔偿。

　　保安公司的理由并不能站得住脚，最终，仲裁裁定第三方赔偿与工伤赔偿并无冲突，保安公司应支付张先生家属一次性工亡补助金72万余元、丧葬补助金5万余元。保安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在经过了一审后，又提起了上诉。

　　律师帮忙终获补助

　　打了这么久的官司，却没能拿到公司支付的任何补助，张先生的妻子刘女士（化名）在承受着中年丧夫的巨大痛苦的同时，也被这场“维权拉锯战”搞得精疲力尽。眼看二审就要开庭了，无助的她赶忙来到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

　　同其他民事案件相比，劳动争议案件通常和百姓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法援中心对于这类案件高度重视。对于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农名工因请求支付劳动报酬或者工伤赔偿申请法律援助的，不受本条例规定的经济困难条件的限制。张先生及其家属都是农村户口，虽然刘女士赶到中心时已临近下班时间，但为了能够更好地维护农民工群体的合法权益，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员依旧在审核了其提供的相关材料后当场受理了她的申请。

　　刘女士同时提出，自己从老家来京，路途遥远，不想在北京耽搁太长时间，毕竟住宿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希望能够在当天见到承办律师。市法援中心的工作人员当即询问了当时还未离开的几位志愿律师，遗憾的是，几位律师都不太擅长办理劳动争议类案件，于是，市法援中心的工作人员拨通了在此方面具有丰富办案经验的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徐华律师的电话，并最终同刘女士敲定了第二天一早与徐律师见面的相关事宜。

　　在与刘女士的交谈中徐律师表示，有些公司在用人时并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这就会造成劳动者维权非常困难；而在本案中，保安公司承认与张先生的雇佣关系，这为维权打下了基础。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在公司是否应该支付张先生家属丧葬补助金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费用。而根据目前的工伤认定书、工伤证等证据，徐律师认为公司理应支付这笔钱。

　　因为受援人不便时常来京，所以此后徐律师主要通过电话及微信与受援人沟通。徐律师表示，开庭时希望受援人能够到庭。如果实在到不了庭，也要保持电话畅通，要随时取得联系。徐律师又强调，如果能够调解，希望受援人可以同意调解，毕竟调解可以更快地拿到补助金，是最简单快速的方式。受援人在徐律师的耐心讲解下，也接受了徐律师的建议。反复沟通了一次又一次后，徐律师才放下心来。

　　2018年11月16日，二审开庭了。受援人并没有到庭，徐律师一个人到庭应对。在庭上，徐律师先发制人：“请问对方有新证据吗？没有新证据对方的上诉就显得很苍白了……”

　　徐律师表示：“第一，张先生的死亡肯定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第二，对方公司想否认工亡，但张先生的死亡经过了工亡认定，有工亡认定书。如果对方不想赔偿，除非拿到撤销工亡认定的结果。否则赔偿就是一定的。”徐律师见对方并无新证据，便一鼓作气，并没给对方辩解的机会，直接提出了调解的建议。

　　面对徐律师的步步紧逼，保安公司自知理亏，便有意同意调解。徐律师见有转机，在庭审现场立刻与张先生的女儿取得了联系，正在上大学的女儿有一定的法律常识，也非常理智，徐律师告诉她：“案件有可能达成调解，如果能达成调解，事情可以快速解决，也能够快速拿到赔偿。对方给钱，你们做出一点小小的让步，就不要等到执行阶段了。到执行阶段，也很可能还要耽误很多时间。我的调解建议供你们参考……”

　　张先生的女儿也非常赞同徐律师的调解方案，与徐律师商讨了调解金额。就这样，在徐律师强硬的态度下，保安公司最终同意了徐律师的调解方案，同意支付各项补助金共计74万元。

　　二审开庭正值周五。前期的铺垫工作都做好了，徐律师马上动员受援人：“下周一务必过来现场签字，一气呵成，以免发生变化。”

　　2018年11月19日，刘女士在亲人的陪同下从老家赶到北京。徐律师又与她们进行了认真的沟通，并叮嘱了相关注意事项。当天下午，双方终于正式签署了调解书。为了帮助受援人尽快拿到补助金，徐律师又多次督促保安公司。2019年元旦前，74万元的补助金终于全部到账，将近一年的“维权拉锯战”，总算告了一段落。

　　对于这个结果刘女士一家十分满意，连连向律师表示感谢：“感谢北京法援为我们指派律师，不需要我花一分钱，还帮我要到这么多的赔偿，这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能要到这笔钱，对失去顶梁柱的一家人来说，无疑是不幸中的一点安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