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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幸踏上香江之畔，开始普通法的学习。几个月来世事纷扰，如果问我如何保障安全，我会建议，待在图书馆读判决吧。打开判决的那一刻时间就进入了快进模式，两三篇判决就能让我们这些新手读到图书馆关门。当然也有“短篇”，但几十页到上百页是家常便饭，目前见到最长的堪比小说。不过如果真有的选，大概不会有人主动“享受”这种“消遣方式”，毕竟读判例是每个普通法学生的梦魇，这不是比喻，如果没有在课前按时读完必读清单上的判例，真的有可能在梦中受到某种惊扰。

　　为什么普通法的判决这么长？基于心理阴影，我努力用自己少得可怜的知识积累尝试找出答案。

　　遵循先例的传统

　　与我们不同，普通法的规则，规则的例外，例外的例外，都建构在判例之上（stare decisis），学生每学一个知识点，都必须学习支撑它的判例，法官写判决除了要列明事实，回顾下级法院的观点，同样也要援引判例。考虑到普通法悠久的历史（不少一两百年前的判例今天还在被援引）以及法官们异于常人的写作能力（真的异于常人），这种援引有时候会变得有点“恐怖”。

　　比如一位法官要在判决里论述一个观点，他会引用法官A的判决A，可能会引用法官A在判决B中对判决A的解释，可能会引用法官B在判决B中对法官A在判决A中观点的评论，还可能会引用法官C在判决C中对法官B在判决B中对法官A在判决A中的观点的支持或者反对观点，一路下来，引用部分就可能会占据相当的物理空间，当然引用完这位法官还要再做分析、比较、评论，从而占据更多的篇幅长度。

　　如果这位法官认为他捡到机会确立了新的规则，还可能捎带手用新规则把前面的判例ABCDE再重新分析一遍，从而开拓出新的篇幅长度。

　　此外，终审法院通常会有五或七位法官来共同审理，每位法官的意见都要载入判决，当五到七位写作能力异于常人的作者出现在同一篇判决中，而且每位都想一展身手时，读者就一定要准备好水和干粮了。

　　解释，解释，还是解释

　　另外一个原因是法官被赋予了解释法律的权利。在独特的权力分配体系里，普通法法官拥有广泛的解释权，他们普遍认为，一项法律在通过之前是立法机关的事，通过之后如何适用就是看法官了。因此当一项成文法规定不明确，两造又各执一词的时候，法官就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去找寻“立法原意”论述合理解释了。

　　常见的解释方法如目的解释、文义解释与我们已经知道的大同小异，不过普通法法院确实有着更频繁的实践，但这些解释方法是否能让法官们如科学实验般由因及果，还是只是一种“执果索因”的工具，确实需要我学习和了解更多。

　　解释权的行使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对香港法院来说，虽然在基本法中早有规定，但由于存在不同理解，关于谁来解释基本法这个问题就曾在一系列“双非儿童”案、菲佣居留权案件中惹出不小争议，而近期高等法院针对《禁止蒙面规例》的司法审查（Kwok Wing Hang &Ors v Chief Executive in Councils & Ors [2019] HKCU 4306, 这份判决106页）无疑又再次点燃了火药桶。

　　充分说理

　　不管怎样，解释权被法官们充分地行使着，一个表现就是判决中充分的说理论证，这也是为什么读普通法判决总有读论文的感觉的原因。作为学生，我们强烈希望their Lordships把判决写短点，观点直给，方便考试和写作业引用，不过作为同行，不得不被法官们强大的叙述和说理能力折服，这来自学院的严苛训练和漫长的执业经历，建构在庞大的案例体系和朴素的正义观之上。

　　不论普通法还是大陆法，法官有义务把自己的心证过程公开，判决说理的过程就是公开心证的过程。这个过程对权益的保障、行业的成长和法律的进步都是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法官应该摒弃“说多错多”的思想包袱，坚定地表达一种价值判断，对正向的给予肯定，对负面的予以批判，这是裁判者的使命。

　　最没有“思想包袱”可能要数丹宁勋爵了。长期担任英国民事上诉法院院长的他，有相当多的判决都是以被上议院驳回而告终，包括最近因为张军检察长的演讲而广为人知的“伦敦钢铁工人罢工案”（Duport Steels LTD v SIRS [1980] 1 WLUK 631）。即便如此，他的许多超越时代的独到见解至今仍闪烁在合同法、公司法、衡平和信托法等领域，成为普通法王国的柱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判决忠实记录了他的思想，并赋予其永恒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