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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在某外卖公司APP上注册成为骑手，工作仅半个月不慎撞伤，治疗花费十余万元，想要认定工伤，才发现维权涉及三家公司，各方均不愿担责。法援律师伸出援手，通过仲裁、诉讼、调解，终获赔12万元。
入职半月撞伤治疗花费十余万
2019年7月，郭某在某外卖APP上注册成为骑手，在北京市通州区进行外卖配送服务。注册时，郭某根据系统提示阅读《网约配送员协议》并签字，该协议对工资标准、工作内容、工作要求等进行了约定。协议提到会为郭某投保意外险，郭某每日需支付3元的保险费，从工资中予以扣除。工作期间，郭某通过APP自行提现工资。
2019年8月，郭某在配送过程中不慎撞到了栏杆，造成左膝半月板损伤、韧带损伤等，两次住院手术治疗仍未完全康复，腿部无法伸直。近一年的治疗，郭某花费十多万元，但意外险仅能赔付3万元，郭某四处向亲戚借钱。
郭某想要认定工伤，咨询外卖平台客服，客服让联系上海A公司。咨询A公司，却找不到相关负责人。
仲裁结果不利向法院起诉
2020年7月，郭某来到通州区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郭某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工作人员当天为郭某办理了援助手续，并指派北京通平律师事务所的唐长城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接受指派后，唐律师及时在律所约见了郭某。经唐律师梳理，郭某才知道自己虽是某外卖平台的外卖骑手，但却与外卖平台没有劳动关系。在APP上与他签协议的是上海A公司，发工资的也是上海A公司。会面当天，唐律师帮助郭某向仲裁委立案，请求确认郭某与上海A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仲裁时，上海A公司不认可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辩称郭某系公司参与的众包项目下的骑手，根据协议，双方之间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应受《合同法》的约束而非《劳动合同法》。公司还称不对郭某进行日常工作管理。郭某7月收入500余元，8月收入1000余元，单月收入数额较低，推测郭某骑手属于兼职工作。
唐律师主张，郭某每天上午六点上线外卖APP系统，晚上八点下线，订单必须接，如取消就扣款，且不定时核实是否本人接单；A公司虽然不现场管理，但系统通过限制接单、罚款等方式进行远程管理。可是由于郭某工号已被平台注销，其提供的证据材料均为打印件，仲裁委最终没有支持郭某的请求。
郭某不服裁决，拟向法院起诉。郭某再次申请法律援助，通州区法律援助中心继续指派唐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律师迫使对方举证最终达成调解
法院开庭审理时，A公司继续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上海A公司拿出了与安徽B劳务公司的劳务派遣协议，称郭某实际上是安徽B公司派遣到A公司的人员。A公司仍认为郭某属于临时性、兼职性骑手。
唐律师针对A公司提出的“兼职”说法，早已搜集了郭某参加公司线上及线下培训的短信记录、手机截图等新证据并向法院提交。唐律师主张，郭某7月底才注册，8月初就受伤，单月收入较低，但平均到每天有200余元，符合一个专职配送员的平均收入水平。后唐律师请求法院调取郭某的配送记录，《网络配送员协议》等协议原件。
几天后，法院通知唐律师，A公司有意调解。在唐律师帮助下，公司最终同意赔偿郭某12万元，法院出具调解书。
郭某对这一结果非常满意，写了一封感谢信，特地向通州区法律援助中心和唐律师表示感谢。
法小援提示
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模式和用工形式日益多样化，出现了许多新兴职业，外卖骑手便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新兴职业存在用工关系不明确、缺乏劳动权益保障等问题。
以郭某为例，郭某自认为其为外卖平台打工，殊不知背后还有上海A公司，甚至还有安徽一家B劳务公司。在律师的帮助下，郭某才逐步清楚自己到底与谁存在劳动关系。
法小援提示：外卖骑手一定要注意保存工作痕迹。事故发生后，外卖平台和外包公司经常各执一词，互相推脱责任。后台注销外卖骑手工号后，外卖骑手无法举证。外卖骑手可以定期保存订单服务统计信息，线上线下培训、例会信息及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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