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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日”（12月4日）马上就要到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从感性的层面看，宪法文本中的大部分条款都带有宣言性、政策性、纲领性、原则性色彩，是一种远离日常生活的“宏大叙事”，现实中人们能用到宪法条文的时候并不多，远不如婚姻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这类法律的利用率高。然而，宪法规定的都是大事，比如说国家机构的组成、权力、职能、任期等等，全国人大怎么开会，会上议决哪些法律；国务院有哪些部委，各自分管国家哪一摊工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是怎么组成的。这些国家机构的活动无不与我们息息相关。

全国人大开会的时候，议决的那些法律，可能涉及我们要交多少税的问题（税法），也可能涉及对我们人身自由的限制（刑事诉讼法），还可能讨论的是对我们财产的保障（物权等）。国务院所属机构在具体实施和执行法律过程中，会不会超越法律的职权，老百姓的受教育权、卫生健康、社保基金等，都归他们管，这些方面影响的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日常。

宪法除规定国家机构的职权外，就是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做出规定。从根本上说，宪法产生和存在的价值，正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宪法之所以要规定国家机构的职权，并以“法无授权不可为”来加以约束，也是为了给这些权力的行使者套上制度的“笼子”，防止它们出来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宪法上列举出来的基本权利，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每个人都应积极行使这些权利，在遭受不法侵害时，每个人也都应该采取行动对其加以维护。

事实上，许多权利之所以能被写进宪法，正是源于人们的认真对待。比如我们宪法上有关于“人身自由权”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式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等。有关人身自由权的规定不独见于我国宪法，几乎所有立宪国家都可能做出这样的宣示，而最初将其写进宪法性法律的，则是作为宪政策源地的英国。

早在1215年前后，在金雀花王朝的约翰王统治时期，国王曾大肆滥用法律、司法程序，并以英法战争为借口，不断增加赋税，搜刮城市，与教会争夺权力，不堪忍受的贵族、教会和市民们认为，对这种治国之道必须加以控制和约束，强烈要求实行改革。约翰王迫不得已与男爵们签署了《大宪章》，其中最著名且影响深远的就是第39条的内容，即“任何自由民，如未经其同等地位之人根据这块土地上的法律做出合法审判，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这些规定也成为后世英国臣民所享有的各项人身自由权的滥觞，同时也为各国宪法所尊崇。假如没有英国人民的争取，约翰王断然不可能将这些权利“赐予”他的臣民，也断不会有英国宪政制度的产生和运行。

在我国，许多权利也因一些公民的积极行使而处于活跃状态。近几年，各级人民法院陆续平反了包括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在内的一些冤假错案，平反过程虽然各异，但在平反后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国家赔偿。这是适用《国家赔偿法》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对公民宪法上的“请求权”的落实——“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如果没有这项宪法原则的宣示，《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就缺乏立法依据，自然也谈不上公民获得国家赔偿请求权的实现。而冤案的平反，本身也涉及到公民另一项基本权利的行使。只有当每个人都认真对待自己宪法上权利的时候，宪法才不会被闲置，宪法才会成为每个公民基本权利的守护神。

最近，“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而在各种有关科学研究与伦理争论的背后，其实隐含着人们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人的尊严的关注，是对“将人作为目的还是实验对象”问题的焦虑，这恰恰触及到宪法的核心问题。宪法以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与尊严为己任，这就为科学研究领域划定了边界，它不允许将人物化为研究的客体，禁止人们以科学研究为名，从事人体试验、生物武器、毒品制造等行为。因此，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非但没有让人们充满对“创新能力”的狂喜，反而遭到了生物医学界、科技界及社会各界的强烈批评。在这里，人们或许没有特别意识到自己关注此事的宪法意义，但它确乎与宪法问题有严重关切，可以说，我们在“无意”中很认真地对待了一次宪法问题。

作者：马建红（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