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接听上千个电话检察官吕萍有一件“办不完的案子”
“有的案子做的工作已经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本可以不管。但是，我愿意多做一点儿，那样也许就帮助到了当事人，也消除了一个社会隐患。”4月28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第六检察部二级高级检察官吕萍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言。
4月28日上午，她刚刚接听了一位耄耋老人的电话，这是一个被称为“永远无法办完的案子”，三年多期间她共接听这名当事人打来的上千个电话，总时长达到四五百个小时。
在她36年的司法工作生涯中，先后通过办案帮助残疾老人、癌症患者、进京打工者、复转军人等特殊群体化解矛盾纠纷，以实际行动提升人民群众对司法公平正义的认同感、获得感。
记忆倒回10年前检察官接了一件“永远办不完的案子”
“案子办结3年多了，老人还在不断地打来电话，几乎每天都要接听。”吕萍告诉北青报记者，居住在北京昌平的一位李姓老人多年前因为一场手术引发纠纷，他认为院方存在过度医疗行为，导致自己伤残，从此走上了维权之路。老人先后提起民事诉讼、到司法局投诉、提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均未达到自己满意的结果。五六年间一直往返于法院、市区两级司法局之间反映问题，向有关部门投寄的信访材料厚度达1.5米。
“四年前，这位82岁的老人来到检察院申请对他的案子进行检察监督。”经审查，吕萍认为司法局的答复及法院判决没有问题，老人的申诉无法得到支持。但考虑长期信访，已经成为老人的日常“工作”，此案不能简单作出一纸不支持决定，必须做老人争议化解工作，让其放下执念安享晚年。吕萍决定前往其家中进行探访、倾听诉求。
经过一番畅谈，吕萍得知老人曾经是一名在军工领域对国家有贡献的高级工程师，于是她详细帮老人分析了他之前所打的民事案件、行政案件没有实现目标的原因，包括正确的法律程序。老人终于明白败诉的原因。吕萍劝老人“到此为止，回归正常生活吧”，经过4个小时的耐心倾听和劝导，老人在一番痛哭后，心结终于被打开，决定当场撤回监督申请。
“我留下自己的手机号，告诉老人有问题可以随时打电话。”案子办结三个月后，老人又打来电话要求“申诉”。吕萍从家属处得知老人得了一场大病，导致部分记忆丧失，患有双相情感障碍、阿尔兹海默症。
吕萍说，老人的记忆停留在大约10年前，他忘记撤诉这回事，继续要求对自己的案子进行“申诉”。考虑老人病情，既不能告知真相，也不能置之不理，吕萍和家属沟通后，告诉老人，她作为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将继续“办理”。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从此，吕萍的手机号成为老人的倾诉热线，老人几乎每天都会拨打，有时是对案件的控诉，有时是对身体病痛的担忧，有时是对子女的不满……“每次我都会顺着老人心意给予安慰，至今已经有超过1000个通话记录了。”如果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接听电话，吕萍也会回拨过去。“老人还会定期给我寄申诉材料，现在材料已经超过50厘米厚。不少人说，这是一件永远也办不完的案子。”
4月28日，老人的儿子李先生告诉北青报记者，父亲患病之后内心的执念无法改变，每天都要拨打一两次检察官吕萍的电话，一到两个月写一份材料寄送出去。“其实这些工作已经超出检察官的工作范围，但是她一直耐心接待老人，我们很感激。”李先生说，病中的老人对家人并不信任，唯一相信的就是吕萍。
四处奔波帮老人拿到补发的养老金吕萍和同事被赞“恪尽职守”
吕萍坚守着一份检察情怀，总是愿意站在当事人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问题。她曾办理一起补发养老金的监督案件，为一位奔波数年维权的老人争取了合法权益。
一位周姓老人于2013年10月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因为档案存在问题，未能及时办理退休手续。后来，行政机关决定从核准退休时开始支付老人的养老金，如此一来，老人近3年大约11.7万元的养老金就无法拿到了。老人不服，提起诉讼，被法院以超期为由驳回。
案件被分到吕萍手里。经过审查认为，虽然法院以超期驳回没有问题，应当做出不支持决定，但法律明确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老人要求从退休时领取养老金的诉求合理合法。吕萍得知老人没有子女，只依靠养老金生活。决定为老人多做些什么，让她晚年没有后顾之忧。
“我让助理通过网络检索相关案例，只查到了一例获得法院支持的类似案例。”吕萍说，她顶着7月的大太阳四处奔走，与立法机关、法院、行政机关进行沟通，寻求他们的帮助和支持。经多方努力，多个部门召开协调会，老人最终拿到了补发的养老金，长达六年的纠纷得到圆满解决。“后来，老人专门请人制作了一块写有‘恪尽职守’的‘奖牌’送给我们。该案获评最高检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典型案例，并写入最高检工作报告。”
大棚被拆未获补偿检察官介入监督帮种植户拿到25万余元
在吕萍的职业生涯中，依法为弱势群体、困难群众解决难题的案例并不少见，其中一起外地务工者诉镇政府损坏花卉、树木行政行为违法诉讼监督案，令人印象深刻。
一家公司从相关部门处承包了大棚，开展花卉种植工作，李某是公司雇来从事劳动的工人。后来，公司在经营不善后不再管理，因租赁还未到期，就将大棚转包给李某继续种植，双方未签协议。租赁到期后，李某继续种植，但李某未与相关部门签订任何协议。至2019年，大棚被镇政府拆除。根据在案证据，李某无法获得补偿。
“李某是实际承租人和种植人，拆除工作给他的种植物造成了直接损失，但是他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件事。”吕萍说，经审查法院裁判没有错误，但镇政府没有查清事实，拆除时又未制作物品清单等，行政行为确有不当。“我通过调查，发现李某曾经向相关部门支付过两万多元的租赁费，李某对大棚内的资产享有合法的权利。”
于是，吕萍积极与镇政府沟通，在赢得镇政府对争议化解支持的基础上，通过听证方式积极促成李某与第三方达成和解，助力李某依法获得补偿25万余元。同时，吕萍针对镇政府在多起腾退类案件执法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发出类案监督检察建议，将个案办理与类案监督相结合，助推基层政府法治建设。
“我们处于走投无路之际，求助到了吕检察官，她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协调多个部门帮忙处理。”今年68岁的案件当事人李某告诉北青报记者，在2022年拿到25万余元赔偿之后，他已经返回山东菏泽老家，“永远忘不了她对我们家的帮助。”
北青报记者采访期间获悉，出生于1966年的吕萍如今已59岁，即将进入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年。被问起本文开头所说的那起“办不完的案子”，如果退休后还会不会继续接听老人的电话，她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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