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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开宗明义地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地提出“治理”概念并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突破，也是《决定》的一大亮点，将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准确把握和全面理解“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重要价值，可以从“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三个角度进行阐释。

　　一、为什么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作《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说明时明确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日益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后存在着诸多矛盾问题，潜藏着许多不确定性风险，这些矛盾问题与风险交织在一起，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执政智慧，逼迫着中国共产党做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决定。那么，现在，中国社会面临着哪些需要治理的突出问题呢？本文认为，

　　有六方面问题：

　　（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引发的社会心 理失衡现象日益突出

　　当前，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逐渐触及到一些深层次因素和问题。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不合法方式导致人们利益分配失衡甚至直接受损的现象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的不满，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由不合理收入分配方式造成的收入差距日益成为人们对社会不满的重要因素。劳动要素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明显偏低，人们的劳动工资收入水平还明显偏低，引发了占劳动就业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对社会的强烈不满，进一步提高工资收入水平成为人们的普遍期待。种种对社会不满的因素汇聚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社会心理的失衡进而影响社会安全稳定，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甚至可能酿成影响社会安全稳定

　　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和重大安全事件。

　　（二）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变 化带来的社会不适日益明显

　　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是观察一个国家的两个最基本结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重要指标表明，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有些经济结构指标甚至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但社会结构指标并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而实现整体转型，整体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 年，多数社会结构指标仍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其中中国的

　　就业结构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还需要25年时间，消费结构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需要9 - 16 年时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不适应，导致当前社会乱象丛生，社会问题众多，社会规范难以形成共识，社会诚信体系缺失，人们普遍迷失在物欲的追求中失去

　　了自我和人性。

　　（三）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贫富差 距继续拉大引发的社会分化正在突显

　　当前，体力劳动者与非体力劳动者、管理者与非管理者的分化进一步扩大了不同职业阶层之间的社会分裂。不同社会阶层拥有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资源的差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的社会地位出现了代际传递和固定化迹象。贫富差别、城乡差别、行业差

　　别、地区差别持续拉大，已经超过了社会的可忍受范围，激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进一步强化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界线，不利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团结与互信。人们对上层精英群体所拥有的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合法性或正当性存在着强烈的质疑和不满，“仇官”、“仇富”的社会心理日益强化。这些现象表明，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化还在持续，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这可能危及中国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稳定。（四）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与滞后的社会

　　管理导致的社会失序正在增多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 年的18 % 提升到2013 年的52 . 6 %，总计有超过5亿人口进入城市工作居住生活。

　　未来20 － 30 年，预计还有5 亿左右的人口要进入城市工作生活，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巨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其带来的挑战无比严峻。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导致大量的农村集体土地被政府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等现实原因，大量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很难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参与城市的公共生活，甚至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在城市化进程中，各地产生了一个因失业、下岗、患病、残疾、孤寡等而形成的城市贫困群体。农村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群体自我保护能力较弱，普遍缺乏安全感，精神感情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家庭生活和劳动负担重，生活质量低下。

　　（五）高度流动性社会引发的社会风险 日益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开始在不同地区大规模地流动。据统计，全国有约2 亿多人口处于流动状态，有300 万外国人在中国长期居住生活。包括人、财、物、信息等在内的社会资源的大规模流动已经隐含了巨大的风险，而且会强化其它原因产生的各种社会风险。各种迹象表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社会，各种社会风险都因流动性的增加而放大，各类安全事故屡屡发生，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

　　（六）信息化社会对传统社会管理方式 构成了挑战

　　截止2013 年6 月底，全国有4 . 97 亿即时通信网民，其中手机网民3 . 97 亿、微博网民3 . 31 亿、社交网站网民2 . 88 亿、网络视频网民3 . 89 亿，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民群体。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既让中国人民分享了信息技术带给人类的福祉，同时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着不安全感的社会。信息化社会下网络民意的表达更加畅通，网络监督无处不在，网络民间舆论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与时俱增。这些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交织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同时又处于快速发展、快速城市化的发展中大国，构成了21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艰巨、最为复杂的社会治理困局，这对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破解这个治理困局的战略思路和理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