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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道光年间发生了一起救母杀人案。案中男子名为张胜亨，其母为刘氏。一次刘氏在路上遇到了债主段详达，段详达向其索要刘氏已故之夫欠下的钱债，刘氏推说能不能缓交，段详达不同意，两人言语渐渐不和，进而相互谩骂，段详达于是将刘氏推入旁边的水田，还将刘氏的头往水田里按。恰好张胜亨经过此处，看到了这一幕，眼看着母亲遇难，张胜亨急忙上前劝止，段详达仍不予理会。张胜亨情急之下，就点燃了身上带的竹铳，试图将段详达吓跑。没想到段详达却受伤了，过了十天，竟然死了。

　　这竹铳，原本是在竹筒内装上火药及火弹而制成的一种火器，点燃后会爆炸。张胜亨原本带着竹铳是为了捕杀残食小麦的野兽，没想到却在这时派上了用场。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用竹铳杀人，属于火器伤人，以“故杀”论，“故杀”类似今天的故意杀人罪，在清代的杀人罪中属于较重的一种，本不应该考虑救亲情切予以减等处罚，但根据当时督抚勘验的情况，水田内水深一尺，刘氏年龄已经超过60岁，被按在水田里时命悬一线，情势十分危急，张胜亨用火器伤人，虽按律应以“故杀”论，但也的确情有可原。该督抚的奏疏还引用了以往火器误杀的案例，即由于存在救亲情切的情节，虽列入“情实”一类，但最终被奉旨免勾，嫌犯没有被处以死刑的情形。

　　清代的死刑案件都需要经过秋审的程序，先由各省长官将本省内的死刑监候案件，根据犯罪的情形进行分类：情实、缓决、可矜、留养，再将有关案件情况汇总报送刑部，等待中央各部院长官会审后，提出处理意见，报送皇帝审批。在四种处理意见中，情实就是罪情确定，属于情形最严重的一种，应该处死，一旦皇帝用红笔勾决，就正式执行死刑；如果皇帝没有勾决，就留待明年再审。如多次免勾，犯人可能就会处以较轻的刑罚，最终免死。考虑到以往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以及张胜亨救母心切，督抚最终仍将本案依“故杀”定拟，并列入“情实”一类，但也附上该案的可原情节，等候皇上裁决。

　　讲史者语：清代的秋审制度体现了清代统治者的慎刑精神，也反映了中国传统司法情理法相结合的特点。本案中，督抚在奏疏中，反复强调张胜亨救母情切的情节，也引用了多个竹铳伤人案中因救亲情切而免于死刑的案例，就是试图为最终裁决者提供情法两全的参考。尽管我们无从得知此案的最终审理结果，但从该督抚的奏疏中即可看出中国古代司法审判的逻辑。实际上，这样的审判逻辑并非古人的专利，即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审判逻辑，比如于欢杀人案。法不外乎人情，依法治国并不意味着刚性地实施法律，更重要的是实现法律背后所守护的道德和情感价值，法意人情两不误才是良法善治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