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颖，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长期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从2012年3月踏入未成年人检察领域至今，这位兼具法学与教育学背景的检察官，用13年时间帮扶过100多位未成年人，在惩戒与救赎之间搭建桥梁，成为这些未成年人口中“带自己走出黑暗的人”。
因工作表现突出，刘超颖先后获得“法治进校园”全国巡讲活动表现突出个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2022年2月，刘超颖作为北京冬奥会火炬手参与大运河森林公园段火炬传递。
在空白处搭建希望之桥
“东城区检察院是1988年全北京首个成立未成年人办案组的检察院。”刘超颖回忆起选择未检岗位的初心，眼中满是坚定。
2012年，北京市检察机关统一设立未检独立机构，恰逢《刑事诉讼法》新增未成年人保护专章，“法律划定边界，教育看见可能”，她带着这样的信念，主动从刑事检察岗位转向未检这片尚在探索的领域。
最初的日子里，挑战接踵而至。社会调查制度如何落地？法律援助律师如何对接？连一份规范的社会调查表都没有。刘超颖带着团队泡在司法局，逐栏研究空白表格，一笔笔加上“涉案未成年人成长经历”“家庭监护状况”等细化项。
这种对“制度空白”的突破，在后续工作中多次显现。
在她的建议下，正阳未检办公室被改造成浅绿色的“心灵驿站”，沙盘游戏替代了冰冷的讯问椅，“未检不是‘就案办案’，要追问‘孩子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2025年，她带领团队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东城区部分影院未落实未成年人票价优惠——而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4条明确规定影剧院应对未成年人免费或优惠开放，但部分影院要么线上线下渠道不公示政策，要么违规将享受优惠政策的群体限定为“特定身高儿童”，把多数未成年人排除在外。
为推动整改，刘超颖团队采取“线上取证+线下调查”模式，固定购票页面、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还专门检查检票口是否设置标准量具、有无未成年人优惠观影政策提示、工作人员是否掌握购票政策细节等。
最终，她们向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推动辖区内16家影院完成整改，如今这些影院前台都摆放着醒目提示牌，标注“18周岁以下持身份证或学生证可享学生票优惠”，主管部门还建立起“自查+巡查+投诉快处”的长效机制，让法定优惠真正落地。
未成年人观影票价优惠问题并非个案，为了推动类案治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还研发了影剧院等“有关场所未对未成年人免费或优惠开放监督模型”，对落实不到位的情况进行精准监督。目前该模型已经上架全国数字检察应用平台，并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200余个检察机关实现应用。
流浪少年的救赎之路
2016年9月，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分配到刘超颖手中。彼时，17岁的丁丁（化名）因三次撬锁夜间盗窃被提讯，案卷显示他曾因盗窃被批评教育200多次、4次被行政拘留、1次被判刑，2016年5月刚刑满释放。
当问到犯罪动机时，“因为我饿”，少年喉咙里挤出的字，像生锈的铁片刮过水泥地。这个答案让刘超颖心头一震。深入了解后，更令人揪心的经历浮出水面——3岁父母离异，跟着奶奶生活时，时常遭到二叔的殴打；10岁时被送回父亲身边，又遭受了父亲的家暴；13岁被赶出家门流浪，没有身份证的孩子，只能蜷缩在ATM机隔间取暖，发烧时偷药片吃，饿极了把手伸进垃圾桶，被玻璃割得鲜血淋漓。
2016年11月，丁丁因为盗窃被判处刑罚，但刘超颖始终放不下：“他出狱后身无分文，没有身份证就没法工作，大概率还会再犯。”刘超颖决定，一定要解决丁丁的身份证问题。
2017年3月28日，刘超颖和助理拎着新棉衣棉鞋在看守所外等候，丁丁走出大门时，刘超颖问：“给你办身份证找工作，能不偷吗？”少年猛地抬头，眼神像看到了希望的大海。那一刻，刘超颖看到了丁丁眼中闪烁的光。
刘超颖和同事制定了“三步走”计划，但第一步办理身份证就难如登天。丁丁户籍在内蒙古，刘超颖团队便陪同丁丁一起前往该地。在当地派出所，户籍警指着档案摇头：“得证明他是他。”丁丁的姑姑在电话里尖叫：“别让这祸害找我！”刘超颖转身对民警展开判决书：“法院认定的丁丁就在您眼前——法律文书不能证明他是谁吗？”经与多部门反复联系协调，终于帮助丁丁办理了人生第一张身份证。
让人意外的是，在查询户籍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丁丁的父亲已于2013年去世。唯一的亲人去世的消息，让这个沉默的少年崩溃到大哭。刘超颖为此请来了心理专家全程为他做疏导，还帮他索要父亲的照片留作念想。
找工作同样波折。起初通过街道联系的爱心企业，在丁丁出狱前10天突然反悔，“怕影响声誉”。刘超颖急得嘴上起泡，最终通过东城区阳光中途之家找到景山司法所，后又通过景山司法所联系上了刑满释放人员老李创办的蔬菜配送企业。“我年轻时也犯过错，知道被信任有多重要。”老李的接纳，给了丁丁安身之所。
帮教的过程中，刘超颖的用心细致到每个细节。丁丁不适应紧张工作节奏、因人际关系焦虑时，她每周两次带心理专家去顺义基地找丁丁谈心。丁丁花钱大手大脚，她教他把收入分成“吃饭、储蓄、应急”三部分记账。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成人礼。2017年6月9日，未检工作室堆满各界人士送的礼物。丁丁盯着蛋糕上“18岁”的巧克力牌发呆时，副检察长递过来蛋糕的同时给了他一个笔记本：“以后用这个记录你精彩的人生。”
有了“身份”的丁丁决定出去“闯一闯”。去深圳之前，他去和刘超颖告别，主动要求抱抱一直在帮助他的“检察官阿姨”。如今9年过去，丁丁已成长为深圳企业的中层主管，他常跟员工说：“再难也别走错路。”
2025年3月，丁丁回北京看望刘超颖，刘超颖请他吃了一顿饭，看着眼前意气风发的小伙子，想起当年那个说“没人对我好过”的孩子，刘超颖眼眶一热：“这就是我们坚持的意义。”
抚平“欣欣们”的隐秘伤痛
7岁的欣欣（化名）让刘超颖至今牵挂。这个患有先天性智力残疾、心脏病、巨结肠的女孩，2016年8月因家人监护疏忽，被老年男性性侵，此后常深夜嚎叫、习惯性尿床。虽然性侵者已受到法律的严惩，但刘超颖知道，孩子的创伤却远未愈合。
“不管是施害者还是受害者，原生家庭的影响都不可估量，他们需要的是系统性帮助。”在刘超颖看来，救助从未局限于涉罪未成年人，更延伸到每一个陷入困境的孩子。
2017年，刘超颖和助理带着心理专家、生活用品来到欣欣家——深山里尽头的破败房屋里，女孩蓬头垢面，衣服脏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心理专家通过绘画交流发现，欣欣因性侵和排便失禁遭嫌弃，心理创伤极难治愈；而她的收养家庭经济困难，根本无力承担治疗费用。
刘超颖立刻启动“跨区域救助专班”，不仅联系北京林业大学“四月天”心理团队，为欣欣提供两年专业疏导，还帮这个连残疾证都没有的孩子申请到了每月几百元的补贴。
“创伤治疗必须双管齐下。”刘超颖的救助笔记密密麻麻：顶端写着“北京林业大学四月天心理团队”，箭头指向“每月的两个周日密云至海淀往返5小时”；“先天性巨结肠手术”旁标注着“需灌肠14天”，还画了个流泪的脸。
他们还对接了9958救助项目，让欣欣在北京儿童医院接受系统治疗，同时也申请了残疾人补贴和小额爱心基金。
现在，15岁的欣欣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绘画。她曾送给刘超颖一个彩泥检察官的人偶，这个人偶胸前的检徽被涂成了亮晶晶的金色，也许，这就是孩子眼中“光”的颜色。
让每个孩子都被看见
2024年的深秋，当刘超颖把司法救助金送到甘肃省成县时，航航正教双胞胎弟妹用玉米秆搭房子。父亲猝然离世后，这个9岁的男孩再没提过“爸爸”两个字。
他们的父亲在北京因一起刑事案件遇害，肇事者未赔偿，母亲独自打工，难以支撑房贷和三个孩子的生活。
东城区检察院启动内部线索移送机制，将司法救助案件交由刘超颖团队负责。“司法救助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在甘肃成县检察院的联席会议上，刘超颖铺开帮扶方案图。全国妇联“爱心妈妈”计划被激活：班主任、成县妇联主席、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担任爱心妈妈，她自己则成为异地守护者；当航航因隔代养育变得阴郁，她立即联动北京东城区妇联，寻找到北京家庭教育指导师，指导师通过设计心理干预游戏，让航航把恐惧画成“怪兽”，再剪碎撒进河里；她还促成中致儿童关爱基金会在每年春节、六一儿童节、九月开学日开展三次资助，一直持续到三个孩子18岁。
2025年1月13日，孩子们的母亲特意从甘肃赶到北京，给东城区检察院送来锦旗。“谢谢刘检察官，孩子们现在有人疼、有学上，我终于能放心了。”锦旗上“司法为民暖人心，检察关爱护成长”的金字，正是刘超颖13年未检工作的真实写照。
初心不改的司法温度
13年里，刘超颖也撞过不少“南墙”：帮丁丁找工作被7家企业拒绝，为帮欣欣申请救助金多次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异地帮教时在电话里被误解……但她总有股韧劲，“南墙不是用来回头的，是找缝儿过去的”。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只要能帮他们多走一步，再辛苦都值得。”刘超颖说，工作不应止步于司法程序的结束，在理性客观的审判之外，司法机关应该看到孩子们更深的困境和需求，听到他们内心的呼救。
这几天，刘超颖盘算着去欣欣那边探望一下，看看小姑娘最近的状况；成县那边也需要联系，得问问几个孩子和两位老人的情况；电影院的整改措施也要再继续监督落实……
一件一件，一条一条，都被刘超颖认真地记录在了工作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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