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总是侧着身子听？”
5月20日，采访过半，记者忽然捕捉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程杰一个细微的动作：每当记者提问或者程杰倾听时，他总会下意识地把左耳与左肩微微前倾，身体轻轻偏向对方。
他愣了一下，随即温和地笑：“有吗？我没有意识到。”
这个动作，他自己从来没注意过。
“这个动作不会让人反感吧？”
他甚至有点担心地问了一句。
这个本能，或许正是从他那段特殊的经历里长出来的。
2012年，程杰，37岁，一场意外导致右臂截肢。出事那年，他住过骨科病房。18个人一间，都是等着手术的。每天等待医生、等待护士，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你等待他们来，期待的，不是大夫过来跟你直接说截肢，而是他过来看看你，听听你的需求，再用他的专业去得出结论。”
出院之后，他跟很多朋友说：“其实法院和医院挺像的。当事人就像病人，法官就像医生。当病人排了很长时间队，想倾诉自己病情的时候，医生如果什么都不说，直接把检查结果拿来，开药，做手术，下一位。病人什么感受？”
他说，法官也一样。
“我们不就是用我们专业的知识，去对当事人的诉争做出评价吗？如果你只是让他排队等着，到时候一敲槌，他的感受肯定不一样。”
所以他养成了一种工作方式：先听，后断，不是一上来就搬法条。
庭审开始前，程杰法官与前来旁听的学生们交流。
“我们不是司法民工，不是搬砖的，不是拿着法律书去划线的。当然到了最后，法条不能少，但不能上来就变成这种工作。”
“要多听听当事人的想法，多做一些疏导工作，再做出专业的结论。可能结论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效果会有所不一样。”
这个侧身的姿态，可能正是这种理念在他身体上的投射。
“我觉得听嘛，你把人拉近一点不好吗？”
除非在法庭上，他更愿意让当事人坐到自己旁边，而不是对面。
“别站在上帝视角去看待当事人。”
他会问自己：“如果是我，在那一刻，能不能做得比当事人更冷静、更理智？如果我们都做不到，就不要苛责别人。”
程杰法官公开开庭审理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他的同事刘晓政讲过一个细节。程杰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是翻电话的未接记录，一个一个回拨过去。有当事人哭诉，他不挂电话，听完了问一句：“你需要我做什么？我能做到的一定去做，做不到的我也告诉你。”
担任副庭长后，刑事信访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很多信访件，他都是第一个接待人。这是一份很难看到成绩的工作。他说，一个案子在法院有胜诉就有败诉，一方诉求达不到，他就接受不了。“但你听他把话说完，让他觉得法院有人尊重过他。”
他处理信访有一个原则：多听。
“你让他先说，让他把事情的经过说清楚、说明白。虽然他说的不一定对，但他有道理的地方，你可以顺着这个方向再去看。”
他曾遇到一个被害人，对判决结果不满意，质疑法院告知不及时，要求查阅卷宗材料。“拒绝当然可以。但拒绝了，他还是会闹，还要处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处理的难度比现在要大。”
于是程杰依职权调阅了卷宗，把卷宗里的情况和当事人释明。“这些诉求在合法合理的时候，你让他了解了，可能他最终仍然不满意，但我们能让他的情绪有一个缓冲，为什么不去做呢？”
记者追问：费这么大功夫，值得吗？他说：“如果我是他，我也会这么想。我被人骗了，钱回不来，让我知道一些调查的过程，不可以吗？”
出事之前，程杰是院里的文艺骨干，春晚主持人，合唱团男中音。受伤后，他谢绝了大部分采访。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希望代表法院形象的是年轻、朝气、学识渊博的年轻人，而不是我。”
2023年，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如我在诉”——将自己置于当事人的处境，思考当事人的心理感受，努力理解当事人朴素的法感与诉求。
程杰或许没有刻意对标这四个字，但很多年前，他从骨科病房里带出来的那份本能，已与“如我在诉”融为一体。
“法言法语更多留在判决书上。平常接触中，我更多的是融入一种市井的聊天当中。”
侧身倾听，市井聊天，把姿态放下来，把自己摆进去。
这就是一名刑事法官对“如我在诉”最朴素、也最诚实的回答，更是他政绩账本上，最有分量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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