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响知产保护好声音
他审理的多起案件
入选全国知产保护典型案例
谱写纠纷化解协奏曲
他不拘泥于固有模式
创新多种新的调解方式
探索审判思路新天地
他撰写175条案件审理指南
统一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认知分歧
他就是
北京高院审判监督庭
三级高级法官 陶钧
他用典型案件唱响知产保护好声音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是陶钧大学毕业时写下的誓言。自24岁成为一名人民法官，仅五年时间，陶钧就荣获“北京市法院双优法官”。从业19年，他先后获评“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模范法官”“北京市‘百名法学英才’”“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这些年，他不仅将审判工作看作一份职业，更是将其当作自己毕生追求的理想与事业。自投身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以来，陶钧承办及参与审理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超过5000件。他在成长的路途上留下了众多在知识产权审判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
2013年2月，陶钧承办窦骁与北京新画面公司演出经纪合同纠纷案，这起纠纷因当事人自身的知名度以及多个关联案件备受广大网民与媒体的注意。
陶钧在收到本案后，经过多次庭前谈话及电话与各方当事人沟通，厘清了本案纠纷的根结与各方当事人真正诉求。同时，为了充分了解演艺行业中艺人与经纪公司之间的运营模式，陶钧多次走访、询问了相关行业中的经纪公司对艺人的培养、推广、盈利模式，并且阅读了国内外此前的相关判决，查阅诸多专业书籍与行业发展态势，对演出经纪合同的属性、艺人是否具有单方解除权、如何确定违约赔偿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最终通过陶钧多次释法工作，在双方当事人就经纪合同解除达成一致意见基础上，改判艺人向经纪公司赔偿三百万元。本案也被评为2013年度北京法院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除此之外，他审理的 “同济”商标争议案、“约翰迪尔”侵害商标权适用惩罚性赔偿案、“MLGB”商标争议案等多起案件均入选了最高法院评选的全国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以及北京法院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
他用方法创新谱写纠纷化解的协奏曲
法院不仅是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要真正的彻底化解纠纷，形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陶钧不拘泥于固有的审判模式，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创新工作机制，建立了适用不同案件的“多元引渠”调解法、“利益分析成本释明”调解法、“情感关怀”调解法等新的调解方式与理念。
在其审理的思可达高技术产业化中试配套有限公司与北京白菊电器有限公司专利合同纠纷一审案件中，涉案标的近三亿元，关系到国有企业的生死存亡，纠纷的处理结果可能会影响上千职工的生计问题。在审理过程中，陶钧打破单一坐堂问案的传统方式，将矛盾化解与案件调解贯穿于审理始终，注重每个环节的司法释明工作。原告法定代表人因刑事犯罪被羁押而导致原告公司无人管理，为了能彻底化解纠纷，他与合议庭成员一同到监狱内会见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向其详细介绍了本案的审理情况及耐心解答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经过全面、细致的调解工作，彻底化解了一起可能影响数百名职工就业的知识产权纠纷。
“调解工作花费的精力往往大于判决，但是每次看到当事人从矛盾的对立方走回到理性的谈判中，再到握手言和，心中都有种特别的喜悦。”陶钧如是说。
他用调查研究探索审判思路的新天地
随着移动互联网、AI人工智能的发展，新挑战、新技术、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多，要审理好这些案件，不是一件易事。陶钧常说：“知识产权审判，很多案子没有老经验可寻、没有老办法可用，要有开山劈路、遇水架桥的闯劲，迎难而上、敢于争先的拼劲，在新领域开辟出新天地”。陶钧白天忙于庭里的工作，下班后阅读专业书籍，并有记录阅读笔记的习惯，几年下来，他便攒了厚厚几大本，足足有半米高。靠着这股肯于钻研的劲头，陶钧对新法条、新判例如数家珍。
面对年均近二万件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的一、二审案件数量，如何公正、高效地解决审理中的疑难问题成为摆在全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中的难题。陶钧作为此类案件的调研组组长，组织调研组的其他法官，先后梳理了全国法院近五年的万余份裁判文书，筛选出几百个典型案例，并逐一进行查阅、摘录重点内容，归纳概括成具体裁判规则。2019年春节假期，陶钧足不出户，每天在电脑前工作将近十五个小时，最终形成了175条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案件审理指南初稿，并经过十余次的修改，市高院审委会讨论通过，正式对外发布，有效地统一了此类案件中诸多问题的认知分歧，为“类案同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工作十余载，陶钧用扎实的法学功底、饱满的工作情感、不倦的工作拼搏，勇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奋进者、开拓者和奉献者，奏响了新时代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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