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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即李世民，太宗是他死后的庙号，谥号为“文皇帝”，但后人称呼最多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从公元599年1月（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出生到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去世，终年五十岁。他是一个在隋末乱世中成长起来的成熟早、功绩高、寿命也短的封建名君。在李世民统治期间，唐朝国力强盛，被称为“贞观之治”，唐代法律制度也达到了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最高境界。

　　一、立法技术空前完善

　　为了管理国家，李世民一即位就主持制定了《贞观律》（又称为《唐律》），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唐律》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除律外，唐代还有令、格、式，构成了完整的体系。令是规定国家各种制度的法典，基本上包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格也相当于律，是皇帝对国家机关或个人因时因事而颁行的诏书汇编。式则是国家机关经常和广泛适用的办事细则和公文程式。令、格、式从积极的方面来规定国家机关和官民人等应当遵守的制度，而律则从消极方面规定违反令、格、式以及其他一切犯罪的刑罚制裁。四种法律形式互相协调，体现了唐朝立法技术的高度成就。

　　二、自觉守法，严肃执法

　　在总结以往各种亡国的教训中，唐太宗形成这样的认识：“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因此，唐太宗君臣注意采取措施，以保证律令的执行。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次，长孙无忌被太宗召见，情急之下未解佩刀入宫，出门时才被监门校尉发现。宰相封德彝认为，监门校尉失职，应该处死；长孙无忌误带刀入，罚铜二十斤，太宗表示同意。大理寺少卿戴胄当即反驳：长孙无忌带刀入宫，校尉没有发现，两者同样是失误，为何一个只是罚铜而另一个要处死呢？太宗听后反思：“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怎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而包庇他呢？于是又让重新审议，最终免去了监门校尉的死罪。这件事使太宗意识到，不应干扰律令的施行。此后，每当发现诏敕与律令有不符合的地方，他便要求各职能部门不能一味按照圣旨办事，一旦发现有与律令违背的，必须回奏。贞观六年，唐太宗又要求大臣们对自己临朝决断不符律令的，不要“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强调“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司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

　　自觉守法和严肃执法，是“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之一。唐太宗用制度来约束自己的权威，确保皇帝能够恪守律令，在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

　　三、完善死刑复奏制度

　　唐太宗还设立了死刑复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史料记载，贞观五年，大理寺丞张蕴古在处理一件案子时，为一名罪犯申辩，称该罪犯是一个精神病人，因此不应对其治罪。这件事很快被他的同僚向唐太宗打小报告。告密者说：“张蕴古与该罪犯是老乡，而罪犯的亲哥哥又是当地的一名刺史，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张蕴古才为罪犯开脱的，显然有徇私舞弊之嫌。”唐太宗一听，这还了得，天子眼皮底下还敢徇私舞弊，盛怒之下，立即下令处死大理寺丞张蕴古。事后，才发现是一宗冤案。唐太宗非常后悔，但已无法挽回。“人命关天，死而不可复生”。为了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更加谨慎对待死刑，唐太宗下令：自今以后，凡执行死刑，必须在行刑前三次奏请皇帝批准方可执行。后来，唐太宗还嫌不够，在京师地区的死刑案件执行前要实行五复奏，以示更加慎重。同时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还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这就是我国古代的死刑复奏制度。当然据史料记载死刑复奏制度最早始见于三国两晋时期，到唐朝才逐渐形成完善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