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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是封建制度的鼎盛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都比较成熟。作为重要统治工具的法律，也有划时代的发展。《唐律》及其疏议，集封建法律之大成，不仅对五代、宋、元、明、清影响深远，而且对亚洲古代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琉球和西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律中罪过形式主要有：过失、失误、故与谋几种。这里主要叙述后面两种——“故”与“谋”。

　　关于“故”。故犯罪是人们最早认识到的犯罪罪过形式。现存史料中所保留的古老罪名，都是出于“故”。张斐《注律表》“知而犯之谓之故。”“知”是成立“故”的前提。《斗讼律》第5条“斗殴杀人”条“以刃及故杀者，斩。虽因斗，而用兵刃杀者，与故杀同。”疏议“以刃及故杀者，谓斗而用刃，即有害心，及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各合斩罪。”用兵刃互相斗殴，行为人是知道会发生死亡后果的，因而认为他有“害心”，按故意杀人处罚。　

　　《杂律》第7条“医合药不如方”条“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其故不如本方，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故不如本方”是“知而犯之”。虽是明知故犯，但致杀伤人的结果却有不确定性，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规定“以故杀伤论”，实际上承认了可能发生危害结果的故意犯罪，即现代刑法学理论上的间接故意，说明随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故”的外延也扩大了。　

　　关于“谋”。谋是从故中分离出来的。“二人对议谓之谋”，是指在共同犯罪中，二人以上为实施犯罪而进行共同商议。至唐代，谋进一步扩展。《贼盗律》第9条“谋杀人”条的疏议“‘谋杀人者’，谓二人以上：若事已彰露，欲杀不虚。虽独一人，亦同二人谋法。”既包括二人以上共同商议，也包括一个人独谋于心。谋的本质含义在于犯罪人在认识自己的犯罪行为、犯罪结果以及二者的联系后，经过深思熟虑追求犯罪结果发生。以独谋于心作为谋。反映了以认识因素为基础。逐步形成犯罪的意志因素这一变化过程。独谋于心只是在谋反、谋叛、谋大逆等特定犯罪中才作为谋，作为对“二人对议”之谋的例外补充，本意是为了将谋全面概括，但由于独谋于心缺乏客观标准加以衡量，因此，为罪刑擅断埋下了祸根。　

　　关于对对故与谋的处罚。故与谋因为本有“害心”，主观恶性深，处罚较之其他犯罪重，唐律中规定的罪名大多数是“故”的犯罪。这是封建社会存在的普遍社会现象和犯罪形式。其他形式的犯罪处罚往往以“故”犯罪为基础比照确定的。而“谋”犯罪。如谋反、谋叛、谋大逆、谋杀祖父母父母以及谋杀期亲以上犯罪，在谋的阶段就罪入十恶，作为最严重的犯罪，处以严厉刑罚。例如，《贼盗律》第1条“谋反大逆”规定“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即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斩。”　

　　仅仅有谋划，还没有实行反乱的行为，或者已经实施了反乱的行为，但是没有引起他人的犯意，没有实际上的危害，也视作犯罪的成立，而不论谋的影响如何，均要处以斩刑，以维护皇权统治，严厉打击危及江山社稷的犯罪。　

　　唐律作为封建法律的典范，代表了当时法律理论发展的先进水平，总结了立法、司法中的技术和成就，关于罪过形式的研究和规定，反映了人们的认识水平从客观责任论到主观责任论的转变。关注点从行为向行为人的转变，这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唐律中各种罪过形式，只是区分刑事责任大小的情节。而不是判断刑事责任有无的主观方面要件。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不高。法学水平较为低下，另一方面，这也是适应君主专制统治需要的，它只是维护封建阶级统治的工具，远远谈不上保障人权的要求。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