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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外人相犯”的条款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国立法史上“最优美的条文”。唐朝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世界各国前来进行文化交流或者贸易活动的人络绎不绝，涉外案件也相应增多。“化外人”的规定就始于此时，唐朝《唐律疏议?名例律》卷 6 第 48 条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其有同类自相犯者，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何为“化外人”？唐律中的“化外人”与今人所称“外国人”不能等同。唐代已有“外国人”一词，据记载：“开成元年六月，京兆府奏：……准令式，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又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化外人”主要规定的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效力范围，而是用来调整不同地域间政治、文化秩序差异和冲突的法律适用问题。它在各王朝法典中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国多民族国家日益巩固、各民族不断融合的过程它产生于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有其特定的意义，不能将其与今天的冲突法上的主权国家概念混为一谈。

　　唐代对化外人相犯案件的处理

　　《唐律?名律例?化外人相犯》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可见唐朝对化外人相犯案件的处理有两条主要原则：1、同类化外人相犯。“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即两个相同国家的居民在中国发生争讼时，按照他们所属国家的法律处理。这个处理原则采用了属人法主义。2、异类化外人相犯，“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即分属两个不同藩夷之国的人之间发生争讼时，则应按照《唐律》的规定定罪量刑。这里采用了属地法主义。《唐律释文》解释说：“异类相犯，此谓东夷之人与西戎之人相犯，两种之人，习俗既异，夷戎之法各又不等，不可以其一种之法断罪，遂以中华之政决之。”这里的异类相犯，既包括外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相犯，又包括两个不同国籍的人之间相犯。唐律“化外人相犯”的规定，既维护了唐朝的国家司法主权，又给予合情合理的灵活运用，表现出早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我们先人已经有相当成熟的处理涉外案件的水平了，这对于后朝后代乃至周边国家的立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代对化外人相犯案件的处理

　　宋袭唐律，《宋刑统》从内容到体例都基本上沿袭了《唐律疏议》，因此，对化外人相犯案件的处理， 宋朝原则上继承了《唐律》的规定，但在实际的处理中，还是区分了不同情况。当时外商云集的广州，曾设专门“蕃坊”解决各种争讼案件，蕃坊中置蕃长一人，主管蕃坊公事，蕃人有罪，诣广州府审讯得实，送蕃坊行遣；徒以上的犯罪，由广州府依法决断。对外国人与中国人的争讼案件，根据有关的敕、例，往往采取外国人与中国人各按其俗法决断的做法。

　　明代对化外人相犯案件的处理

　　明代修律，变动颇多，《大明律集解附例》记载“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该条从民刑兼括降到专指刑事，采用属地主义原则，可见，法律对化外人犯罪的处罚与普通中国人没有区别。但在实际处理中，又有如下两种作法：1、在特定情况下，对异类化外人相犯的案子交由犯罪人所属“藩国”处理。2、外国人侵害中国人的案子，也有交由所属国处理的，但事实上明代的官方一般不对外国人犯罪行使刑事管辖权，自无从处理。同时，在特定情形下，对侵害中国人的外国人，可予以赦免。

　　清代对化外人相犯案件的处理

　　清随明制，稍有调整，《大清律例?名例律》规定“凡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隶理藩院者，仍照原定蒙古例”，依循属人主义为主、属地主义为辅原则。但又有例外规定：1、理藩院管辖下化外人相犯案件，“照原定蒙古例”处理，但蒙古例没有规定的，则要“准照刑例办理”。实际处理时还要遵守如下规定：(1)蒙古人与民人(大清王朝直接管辖下的臣民)之间发生的犯罪，按照犯罪地法律治罪。 (2)在蒙古地方发生的劫囚案，无论犯案者是蒙古人还是民人，“均照刑例劫囚例治罪”。(3)在蒙古地方发生的抢劫案件，如果都是蒙古人的，适用蒙古例，如果都是民人的，适用刑律。如果蒙古人与民人伙同抢劫的，则按照他们所触犯的罪名，比较刑律和蒙古例，依照重者处罚。 (4)在青海及蒙古地区，“无论蒙古、番子、民人，凡有聚众执弓矢、军器、白日邀劫道路，赃证明确，及昏夜持火执刀，涂脸入室搜掠财物，实有杀人、放火各重情者，不分首从皆斩立决、枭首。该管官照例议处。”而“寻常盗劫之案，均照刑例”，区分首从处理。

　　从唐至清，历代关于“化外人相犯”的规定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是采取属人主义与属地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并且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在化外人相犯案件中，“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的规定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又充分考虑了别国国情，体现了中国古代刑事立法的高超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