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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狱吏，顾名思义，就是旧时管理监狱的官吏。乍看起来，狱吏的确是没官没职，无品无级，也就是些不起眼的小办事员而已。但实际生活中，由于特定的职业及时代限制，狱吏的管理权限可谓不可小觑。

　　用权成了弄权。在犯人进入监狱之后，诸如住什么条件的牢房、提供什么样的饭菜、和哪些人关押在一起，等等，这都是狱吏能够自由裁量的。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下，狱吏完全可将手中的权力变成一种合法伤害权，冠冕堂皇地给犯人设置各种关卡，让犯人吃苦。这种用权成了弄权，使得狱吏在条件优越的犯人身上有利可图。

　　管人成了整人。按照现代法治观念，即便是面临着严厉刑事制裁的被告人，其基本人身权利、诉讼权利还是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但是在古代，自犯人下狱的那一刻起，其就成为被管理乃至被专政的对象。因为入狱就意味着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为了狱吏的“猎物”。尤其是对于触犯谋反等重罪之人，一旦坐实，后果可想而知。会让狱吏有恃无恐。对曾经高官厚禄、家产殷实之人，会使出各种手段，从其身上榨取油水。

　　爱财成了贪财。钱能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不可否认，古往今来，金钱在人们生产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也驱动着人们竭力去获取和占有。这本无可厚非。但对钱的追求，手段必须正当，用途必须恰当，这是底线问题。古代狱吏身为国家公职人员，本该恪守廉洁从政的底线，但到了现实之中，却是利用法律和制度的漏洞，唯利是图，将当事人变成了任意敲诈勒索的对象。尤其恶劣的是，在有了钱的收买和催化之后，狱吏摇身一变，演起了辩护人的角色。

　　故而，“狱吏之贵”的典故对当代的司法者而言，仍有启示作用：用权但绝不能弄权，管人但绝不能整人，爱财但绝不能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