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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 妇德初步形成于先秦，发展完善于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出现了相对松弛期；宋、明、清得到强化并畸变。

　　中国的古代礼制、礼仪中针对妇女的部分，后来逐渐形成专门束缚妇女的传统妇德或称妇道。其主要内容有三：明妇顺，倡妇德，讲贞节。

　　明妇顺。要求妇女要“顺从”，一生服从男子的支配，把妇女的一生定位在从属于男性的地位上。《礼记?昏义》特别强调“明妇顺”。首先是顺从公婆，媳妇对待公婆之命，媳妇一切都要服从公婆，顺从公婆，而且不能有私人积蓄。其次，要求媳妇顺从丈夫，媳妇一入夫家，也就必须“顺”，必须“从”。“顺从”是对女性一生的总体要求媳妇地位的低下和艰难。

　　倡妇德。“妇德”实际是对媳妇的道德规范。其具体要求有四，史称“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德”之说始见于《周礼?天官?冢宰》，“四德”是周王室“妇学”的四项教学内容，或曰四门功课。后来，这种“四德”教育又扩展到贵族女子。女子结婚前三个月，要到祖庙或宗室进行三个月的强化教育，其教学内容仍是“四德”。“四德”教育的唯一目的是教导未婚妇女如何做个好媳妇，为出嫁做准备。

　　讲贞节。先秦时代，还提出了对妇女的贞节要求。要求妇人夫死不嫁，终身守寡。不过，先秦时代对妇女“贞”的要求不严，不仅婚外性关系颇为多见，寡妇改嫁、再婚都不受社会舆论的谴责。

　　汉代，特别是东汉是妇德规范的发展完善期，逐渐形成与社会相适应的“三纲五常”伦理体系。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还制造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调整“三纲”关系的基本原则。东汉初年，“三纲”发展为“三纲六纪”：“三纲即：君臣、父子、夫妇。六纪即：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三纲六纪”交织成人际关系网络，把全社会的男人、女人全部纳入这个关系网络之中。汉代的“夫为妻纲”则把夫妻关系变成了丈夫统治妻子的统治关系或主宰关系。“纲”是网上的主绳，“夫为妻纲”即夫是妻的主宰者，妻的生死荣辱都操在夫的手中，夫妻关系成了专制与被专制的关系。至此，妇德转化为封建妇德。　

　　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玄学、佛教流行，少数民族习俗在北方影响力增强，因而儒学礼教、妇德的束缚力、控制力相对减弱。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社会开放，礼防松弛，礼教、妇德的影响力减弱，男女两性关系相对宽松，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礼教妇德束缚的相对松弛期。

　　魏晋上层妇女飘逸、放达，出入自由，襟怀开放。她们到处投亲访友，昼夜游玩，甚至在路上饮酒弦歌，一点没有封闭深闺的不自由感。南北朝时，各地区妇女循礼守德的情况不尽相同，北方妇女因受少数民族风习的影响，不仅主持家政，而且大搞“夫人外交”，为丈夫、儿子办事。礼教、妇德的影响似乎在她们身上荡然无存。隋、唐时代礼防松弛，上层妇女着男装，骑马出游，出入非常自由，甚至出现了武则天称帝，韦后专权的情况。礼教、妇德甚至男权继承统系本身都受到了冲击和挑战。　　　

　　宋代开国以后，鉴于汉代外戚之祸和唐代武、韦“女祸”，强化了对后宫妇女的管理和控制，严禁后妃干政，要求后妃恪守礼教妇德，温柔恭顺，守礼法。在全社会提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把贞节看得重于女人的生命，并将其提到妇德的首位，成为礼教的核心。从南宋开始，贞节观念逐渐强化，到了明、清达到了极点。

　　明、清皇帝都进一步强化对后妃及后宫的控制，严禁后妃干政。在全社会大力鼓吹妇德教育，明代出现了《内训》、《女范捷录》、《闺范》、《闺戒》等女子教科书，更加具体地繁琐地规范妇女的道德与行为。清代出现了通俗易懂的《新妇谱》、《女儿经》一类读物，在全社会普及对女性的妇德教育，极力提倡贞节，国家通过行政手段，表彰贞女烈妇，并且制度化、经常化。上层统治者，中小地主，乃至全社会几乎都把贞节看作是妇德的首要条件，第一标准。“妇德”的其他内容相对被淡化了，形成了片面的、畸形的唯“贞节”的妇女观，严重地摧残了妇女的身心，阻滞了女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