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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分为乡里调解、宗族调解和亲邻调解，其中的乡里调解是一种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调解制度。乡里调解萌芽于原始部落协商解决纠纷的方式，至明初通过《教民榜文》的颁行而被固定成为一种法定的调解制度。虽后榜文被废除，但作为一种伴有官方权威的特殊调解方式，其已被民众深深所认同，并一直被延用，是明代基层司法体系的基石。

　　明初洪武三十年（1367 年）朱元璋因“吏皆狡吏，往往贪赃坏法”故颁行以《圣谕六条》为主要规劝内容的《教民榜文》，并在其中规定了里甲、里老人初审制度，命：“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经本里老人里甲决断，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否则“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处断。”（《教民榜文》第二条，后文只写条款数）虽朱元璋后又在《御制大明律序》中申明将以前的榜文尽除革去，今后只按“律”与《大诰》理断，但以里甲、老人为主体的乡里调解制度已被民间所接受，形成了一套特有的调解方式，延续至万历年间。

　　（一）明代乡里调解的主体

　　明代乡里调解主要的调解人为里甲长和老人，因“老人里甲与乡里人民住居相接，田土相邻，平日是非善恶无不周知”（第二条），以及朝廷委任给其的教化与税赋等职责，人们觉得其为官府的化身，因此将他们设定为调解人，体现了明政府“以民治民”治国方略。

　　被调解人双方的关系包括，同族村邻、姻亲村邻、村邻、主佃、主仆，因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而使得调解结果的倾向不同，地位较低的当事人一方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

　　（二）明代乡里调解的范围

　　《教民榜文》第二条中详细的列出了里甲老人所受理词讼的种类包括：“户婚、田土、斗殴、争占、失火、窃盗、骂言、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等、私宰耕牛、弃毁器物稼穑等、畜产咬杀人、卑幼私擅用财、亵渎神明、子孙违犯教令、师巫邪术、六畜践食禾稼等、均分水利。”可见其范围包括田土、户婚等民间细故以及一些轻微刑事纠纷，且这些纠纷必须通过乡里调解解决，否则为越诉。

　　同时还规定某些严重刑事案件也可调解解决。“今后民间除犯十恶、强盗及杀人，老人不理外，其有犯奸盗、诈伪、人命，非十恶非强盗杀人者，本乡本里内，自能含忍省事不愿告官，系累受苦，被告伏罪，亦免致身遭刑祸，止于老人处决断者，听其所以，老人不许推调不理。”（第十一条）也就是说，除了十恶、强盗以及杀人等案件老人绝对不可理外，其他的刑事案件（包括奸盗、诈伪、人命），只要受害人愿意，在理论上老人皆可理断。该范围显然要大于学者们所公认的“轻微刑事案件”范畴。 可见，为了达致“无讼”的目的，官府在调解的范围上作出了极大的让步，仅对可诉讼案件的范围做了原则性的规定，也体现出统治者推行里长老调解方式的决心与勇气。

　　因此，综上所述，明代乡里调解的主要范围为：户婚、田土等民间细故及一些刑事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