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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将贿赂称为“赇”。魏、晋称之为“请赇”，梁称之为“受赇”，后周、北齐、隋称之为“请赇”。“赇，谢也，求而谢，不求而谢，皆得谓之赇”。“赇”与“求”是相通用的。“请赇”“受赇”与“请求”都是贿赂之意。唐朝开始，贿赂犯罪便包括在“赃罪”之中。具体为：

　　《左传•昭公十四年》记载:“夏书曰:昏、墨、贼、镣，皋陶之刑也。”其中的“墨”，就是“贪以败官”之意，即官吏无视法纪，贪赃枉法，败坏官风。对其处罚也是极为严厉的，史书记载对“贪以败官”行为处极刑，即死刑。这是史书上最早关于贿赂罪的相关记载。

　　继夏而起的商朝，有针对性地制订“官刑”以“儆于有位”，其中把官吏“殉于货色（即贪求财物美色）”列为“三风”中的“淫风”，犯之者处严刑。

　　西周时期对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尚书•吕刑》当中，典型的就是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即司法官在审判案件过程中因徇私枉法而出现的司法不公正的犯罪,其中的“惟货”是指向官吏馈送财物而官吏受财枉法的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贿赂行为；而接受左右亲信的委托，说情行私者为“惟来”。凡典狱官吏有一于此，“其罪惟均”，即犯之者与罪犯同罪。而且还提出了一个很可贵的思想：“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指出贪赃枉法所得的贿赂不是财富，而是罪恶的积累）。”

　　战国初期，魏国李悝所著《法经》提出了“假借不廉”和“受金”等内涵明晰的罪名和惩罪办法：“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丞相如果受贿，他的随从近侍都要杀死，比犀首小的官受贿，要处死，如果受贿没有超过20两黄金，那么只处罚而不必处死）。”

　　秦朝奉行法家的重刑主义，对赃吏一律重罚，不赦不宥，如《云梦秦简》中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

　　汉承秦律，但汉律对主守官与监临官犯赃，区别用刑。“主守而盗，直十金弃市”，“监临官受其官属所赠饮食计偿费勿论；受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人所受”。但如“枉法受赇”，“恐受赇”加重处刑。据《汉书•刑法志》：“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所谓的“受赎枉法”，即官吏受人财物而为之曲法断案的行为。另外，还有一种叫“受金漏言”，即接受贿赂泄露机密罪。对贿赂犯罪，汉文帝时曾规定，从赃者不得为吏；安帝以后更规定，赃吏子孙，三世禁锢。总之，在汉代，对于贿赂犯罪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如受贿，有受所监、受所治、受所将、受所行等。行贿，也有行赇、请赇的区分，即以非法之事请求于主管官吏并以财物相酬谢。

　　魏承汉律，三国时期魏明帝太和二年修《魏律》十八篇，把贿赂从汉《盗律》中分出，即《盗律》中的“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中的“假借不廉”以及“呵人受钱”（即借某种罪名向人敲诈勒索）、“使者验赂”（即使者在检查财物时接受钱财）等相类似的条文集中在一块，创辟《请赎》、《偿赃》两篇，对贿赂犯罪加以严惩。这是中国最早的惩治贪污的系统化法律。

　　西晋时期，《晋律》当中的《违制律》规定了贪赃枉法、行贿受贿的行为。除此当时注释法律盛行，使得贪赃受贿的概念规范化，如 “货财之利，谓之赃”，“以罪名呵为受赇"。《晋律》还规定：“吏犯不孝、谋杀……受财枉法及掠人和卖、诱藏亡奴婢，虽遇赦，皆除名为民。”这条律令把官吏贪污受贿枉法断事与不孝、谋杀等重罪并列，作为不能赦免的罪行之一，实际上开了唐宋及以后赃罪“遇赦不原”的先河。《抱朴子•审举篇》对此有所记载：晋惠帝时，强调“诸居职其犯公坐者，以法律从事；其以贪法赃污为罪，不足至死者刑竟，及通赦，皆宜禁锢终身，轻者二十年。”可见，晋律中的贪污贿赂法律已经趋十严密。

　　在《唐律疏议》第二篇《职制律》中对贿赂犯罪作了如下较系统的规定：

　　1.受财请求。受财请求，包括下列内容：（1）受财及与财。《职制律》规定：“诸受人财而为之请求者，坐赃论加二等；监临势要，准枉法论。与财者，坐赃论减三等。”（2）贪财分求余官。《职制律》规定：“若官人以所受之财，分求余官，元受者，并赃论，余各依己分法。”（3）以财行求。《职制律》规定：“诸有事以财行求，得枉法者，坐赃论；不枉法者，减二等。即同事共与者，首者则并赃论，从者各依己分法。”（4）监临主司财。《职制律》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5）事后受财。《职制律》规定：“诸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若事枉，准枉法论；事不枉法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2.受所监临财物。受所监临财物，包括以下几种：（1）受所监临财物。《职制律》规定：“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三千里。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令取者，加一等；强令取者，准枉法论。”（2）出使受财。《职制律》规定：“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馈及令取者，与监临同；经过处取者，减一等。即强令取者，各与监临罪同。”（3）监临受供馈。《职制律》规定：“诸监临之官，受猪羊供馈共赃论。强者，依强取监临财物法。”（4）率敛监临财物。《职制律》规定：“诸率敛所监临财物，馈遗人者，虽不入己，以受所监临财物论。”（5）监临家人令借。《职制律》规定：“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令、借贷、役使、买卖，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其他官非监临，及家人有犯者，各减监临及监临家人罪一等。”

　　3.其他受贿行为。根据《职制律》的规定，除受财请求及受所监临财物以外，受旧属财物、因官挟势令索财物和从赃致罪，也属于贪赃受贿的行为。

　　此外，唐律不仅处罚受贿罪，而且还处罚行贿罪，只不过对行贿罪坐赃论减。

　　元朝《大元通制》《职制》篇对犯赃科刑之规定甚详：“诸职官及有出身人因事受财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者，殿三年，再犯不叙；无禄者减一等”。另外，《职制》篇还针对枉法与不枉法的不同数量，详细地规定了笞、杖等不同的刑罚措施，但与前代相比，在量刑上要宽大得多。元代对犯赃官员实行连坐制，即对负有谏议之责的言官，如果对官吏赃罪不予纠弹，要以治罪。另外，元朝对贪贿行为还制定了严厉的单行法规。如 “官吏受赇条格”（公元 1296年），“赃罪条例十二章”（公元1303年），以及“给没赃例”等。

　　明朝建立后，对于官吏犯赃的处刑，较元朝严苛。明朝刑律受赃之条有枉法、不枉法之别，有禄、无禄之分。有禄人枉法赃者，一贯以下杖七十，二贯至五贯杖八十，十贯杖九十，十五贯杖一百，二十贯杖六十徒一年……无禄人枉法受赃一百二十贯绞；不枉法受赃一百二十贯以上杖一百流三千里。此外，明刑律受赃之条还对“坐赃致罪”、“事后受财”、“有事以财请求”、“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家人求索”、“风宪官吏犯赃”、“私受公侯财物”、“官吏听许财物”等贿赂犯罪作了明确规定。

　　因而可以看到虽然我国古代的贿赂犯罪立法，充斥了重行主义以及株连犯罪等封建刑罚的糟粕，但是其中其对贿赂犯罪的重视，对其立法的体系化以及详细的分门别类，使得司法实践也更具操作性，而这点也无疑我们现在应该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