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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立法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典编纂的最高峰，《唐律疏议》中有关家庭法律制度的规定十分完备，为我们今天研究唐代继承法律制度提供了较丰富的材料。唐代既是中国封建王朝中发展最鼎盛的朝代之一，更是沟通万邦、与世界交流最紧密的封建王朝，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家庭秩序的好坏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与进步，这其中，家庭财产制度如何分配决定了家庭秩序是否井然有序。

　　唐代家庭财产制度，名义上是财产共有制度，一切财产归全体家庭成员所有，即所谓“同财共居”；但实际上，家庭成员对财产的支配权是不平等的，只有家长才握有对家庭一切财产的绝对支配权。唐律规定：“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诸家长在，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及卖田宅。其有质举卖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若不相本问，违而辄与及买者，物即还主，钱没不追。”即家长在时，法律不允许子孙私自处理家产，并视子孙私自典卖家产之行为为无效行为。法律还规定：“卑幼不告家长，私举公私钱物等”，须“尊者同署文契”，违者，钱主及保人并“先决二十，其本利仍令均摊填纳”。另外，在唐代，家长在而子孙别立户籍，分割家产，则比私自处置家产罪名更重，法律上属“不孝”之罪，犯者要处以三年徒刑。除此之外，唐朝统治者还利用宗教维护家长的财产支配权，如唐代佛教典籍里编造了许多子女擅用家财，死后遭报应的故事。

　　与此相应的是，法律和社会传统则允许家长任意支配家产，挥霍、转卖、馈赠皆可。对此的任何异议皆“非子弟宜言”。家长还可用遗嘱的形式任意决定身后家产的分割和处置。如刘弘基“遗令给诸子奴婢各十五人，良田五顷……余财悉以散施”。唐代《丧葬令》规定：“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宅、资财，并令近亲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无女均入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在日，自有遗嘱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由此可见，家长的遗嘱在唐代具有法律效力。应该指出的是，唐代也是将遗嘱继产最早写入国家律令的朝代。

　　总之，家长拥有绝对的经济权，可对家庭财产任意支配，这使家长获得了支配家庭所有成员的权力。即使作为家庭财产未来继承人的儿子，在没有取得继承权以前，也和家庭其他成员一样，都处于被家长抚养的地位，无财产支配权。因此，唐代家庭财产制度的实质是家长专有制，而非家庭成员共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