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化 > 文苑

【其他】历史流变的背后——关于《中国思想史》这本书

本站发表时间:[2020-06-02] 来源:北京政法网 作者:肖潇

  金观涛教授的《中国思想史》讲座和《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下卷尚未出版),以大传统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了思想的演化与社会的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虽然有人认为他的论证有待进一步商榷,例如在论据方面存在不少历史细节错误,对不同文明、不同思想的形态比较略显简单粗暴等,但是于我而言,其论证的魅力在于基于互动的逻辑展开,对历史流变的诸多解释颇为独特有趣,令人有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之感。

  思想与思想的互动:思想形态模型的建构与比较

  综观整部《中国思想史》,金观涛教授的主要论证思路是:先讨论思想本身,通过从具体的思想中抽象出观念的模型,比较不同思想形态模型之间的关系和思想形态转化衍变的逻辑,进而推导思想的演化和社会的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因此,在导论部分,金观涛教授首先引入了对轴心文明的介绍,并建构了四大轴心文明实现超越突破的形态模型,继而对中华文明实现超越突破的形态模型,即中国传统儒学,与诸子百家学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创造性解读。金观涛教授对四大轴心文明实现超越突破的基本形态建构如下:

  古希腊型        求知的意志        知识        道德

  希伯来型        皈依的意志        上帝        道德

  印度型        舍离的意志        解脱        代表道德的戒律

  中国型        道德的意志        善        代表道德的行为规范(礼)

  以中国传统儒学的形态模型为基础,金观涛教授建构了主要的诸子百家学说的形态模型,认为后者均围绕对传统儒学思想的批判而存在。例如,道家是对儒家的全盘否定:一是否定任何确定的行为规范,主张“天道无常”,即否定“礼”;二是否定任何规范背后的价值系统,否定好坏之别,即否定“善”;三是否定将意志指向任何对象,即否定道德是向善的意志。又如,法家是对儒家的部分否定:不否定行为规范,但是否定儒家的价值“善”,认为君王意志才是行为规范背后的价值。

  沿着这样的逻辑,金观涛教授得出一个结论:未围绕在儒学思想周围的学说,则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亡,例如墨家。较为合理的解释或许是,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每当需要批判或者回到儒学思想时,围绕在其周围的学说便成为后代儒生借鉴吸纳的思想资源,因此得以不断传承,而未围绕在其周围的学说则无法伴随儒学思想的演变而延续,故而只有极少数思想碎片保留至今。不过,暂且不论其结论是否正确,这种通过建构观念模型来考察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转化逻辑的研究方式,着实令我脑洞大开。

  思想与社会的互动:社会变迁如何推动思想演变

  在分析思想形态转化衍变的逻辑时,金观涛教授开始将关注点拓展到思想外部,试图从社会变迁的角度为思想的演变提供正当性依据。

  汉代宇宙论儒学的形成与转型便是一例。金观涛教授认为,秦汉以来,中国形成了家族同构的社会结构,家族成为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元,国家是家族的集合体,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机构位于家国同构体系的最顶端,由地方性大家族领袖、文化精英和社会名流组成的士绅阶层则承担了连接上层和下层的职责,被赋予了对家族进行收税、教育、救济、惩治、调解等自治管理的功能。

  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模式:

  家国同构        以皇帝为中心的官僚机构(上层)

          士绅阶层(中层)

          家族(基层)

  为了维系家国同构上中下大一统的整合模式,并为皇帝至高无上的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生吸收了西汉初年黄老学派的天人合一主张,对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先秦儒学进行改造,提出儒家伦理的来源在于天:即道德是从宇宙秩序中推导形成社会秩序,继而由社会秩序推导形成家庭秩序。而皇帝作为天之子,其行为表现便代表天之道德,因此皇帝的统治必须得到服从。辩证而论,宇宙论儒学在一方面的确成为了确立巩固皇权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另一方面却也发挥了限制皇权、惩治恶吏的作用。既然把道德秩序与宇宙秩序直接对应,风调雨顺则表明皇帝施行仁政,出现天灾则表明皇帝背离仁政,那么皇帝和官僚至少在理论上会有所顾忌。

  然而,宇宙论儒学最大的弊端在于,将属于应然范畴的伦理道德无限扩充至属于实然范畴的宇宙秩序,导致了道德的无能为力,亦即金观涛教授提出的“道德不可欲”。有的天灾确实与官僚不作为、乱作为的人祸相关,但是必须承认,大部分天灾主要受自然规律支配,实非人力所能控制。例如明朝末年遭遇小冰河期,夏季旱涝相继,冬季严寒无比,导致粮食减产、瘟疫蔓延、人口锐减、社会动荡,纵使勤政如崇祯皇帝亦对此无能无力。东汉末年亦是如此,由于太阳黑子活动异常微弱,在公元107年至219年这112年间,便发生特大天灾150余次,无论皇帝如何作为,天灾都一再显示亡国之兆,德治仁政终于不可持续,整个宇宙论儒学价值系统崩溃。儒生们纷纷寻找新的思想出路,这便出现了金观涛教授所描述的“道德价值逆反”,即借助道家的无为、反规范、追求自然等思想,对宇宙论儒学进行全面否定改造,进而导向魏晋玄学。

  思想与社会的互动:思想演变如何推动社会变迁

  在金观涛教授看来,不仅社会变迁能够作用于思想演变,思想演变也能够作用于社会变迁,两者并非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而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

  以宋明以来儒生成为白面书生为例。汉唐时期,儒生多以道德实践为修身的主要方式。然而宋明之后,为了破解唐朝儒生因未能消化融合佛学而产生的儒佛两面困局,程朱理学提出理气二元论,将修身的方式也相应区分为两个层面,并将佛学的修身方式纳为己用:一是理的层面,即在观念上,应当在家静坐修身,遏制欲望,冥想气未动时的天理世界,也就是想象成为圣人,想象存在一个道德乌托邦;二是气的层面,即在实践中,应当格物致知,读书博学,穷理尽性。此外,根据理在气先的二元结构,程朱理学还将修身冥想视为道德实践的前提。从此,宋明儒生半日静坐,半日读书,逐渐丧失实践事功能力,成为白面书生。金观涛教授更进一步提出,满清之所以入关,与明末儒生极度缺乏实践能力,导致农民起义军无法实现汉王朝更替有着莫大关系,这正是清初儒生颜元批评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再以新文化运动为例。庚子事变后,清廷借助了梁启超的中西二元论思想进行立宪改革。梁启超把意识形态分裂为“公德”与“私德”两个领域,认为中国人崇尚私德,但是缺乏公德,故主张在私德领域保留儒家伦理,在公德领域则引入西方思想。由此,中国进入第一次现代化高潮,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绅士公共空间出现并开始城市化,却也导致绅权不断上移继而推翻君权,基层社会则无根解体,上下阶层严重断裂,社会整合遭遇重大危机。因此,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知识分子掀起新文化运动,对中西二元论思想进行全盘批判,否定在私德领域保留儒家伦理,否定中西二元分裂的基本结构,这便重新回到了公德、私德一元的传统思想模式。之后,受到巴黎和会利益分配不均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西方现代思想展开批判,抛弃了个人权利等西方现代启蒙思想,引入了反思西方现代性的马列主义。金观涛教授据此认为,中国人正被全面笼罩在五四之后形成的观念之中,却不知道这些观念从何而来,例如对公德、私德概念界定模糊,不知何为公德,不知公共权力来自于个人权利的让渡,亦不知个人对公共空间之义务。这或许可以为当下有的中国人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乱扔垃圾或者遛狗不栓绳等缺乏公德的行为提供一种解释。

  以史为鉴,不仅要看到历史流变的表象,还要看到历史流变背后的逻辑。对当今中国而言,或许唯有如此,方能找到现代化转型的真正出路吧。


[供稿单位:北京市一中院]   [责任编辑:高煦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