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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本条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传承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确立了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正式明确这一原则，一方面是法典化时代对个人经济利益与生态公共利益间平衡取舍的刚性约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价值导向，对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原则是“天人合一”的时代新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民法典“汲取了中华民族　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中国古代环境保护理念，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孟子认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吕氏春秋》中道：“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荀子·王制》篇也有表述“以时禁发”。同时，这些思想成果确也通过法律规范体现在了各律令诏诰以及诸如《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政府指导性文件里，多有号令天下植树造林、固土防沙、兴修水利等内容，用以改造自然，优化环境。绿色原则的内涵包括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两项，通过在《民法典》物权编中第322条新增添附的规定、第325条确立了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在合同编规定了“绿色”法定义务、侵权编新增了生态破坏责任，用以约束民事活动，实践绿色发展理念，切实将两项内涵融入其中，贯穿于整部《民法典》，并直接体现在各相关编中的制度和规则，这既是我国民事立法与国际接轨、引领国际立法新潮流的一大例证，又是对中华优秀法律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更是新时代背景下面临不同环境难题，现代人给出的相同解题要义和行为模式范本。

　　绿色原则是“美丽中国”的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美丽中国的实现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贯彻落实，关键在制度保障和创新，而提出这一原则及其所指导而订立的具体法律条文，正是应对当下环境问题的重要立法探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土壤污染防治法》、《长江保护法》、《生物安全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森林法》、《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依法推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等法律法规一道成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的关键一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随着对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在尚无具体规则可以应对新问题时，将“绿色原则”作为裁判依据，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平衡各方利益的最佳选择，尤其绿色原则被落实到各个分编中，为司法裁判提供了更具体可靠的依据。配合环境审判、公益诉讼，民法典夯实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法律基础，使得环境资源司法规则供给更加密切，系统性更强，在维护人民环境权益、化解矛盾纠纷、建设生态文明中持续发挥作用。

　　绿色原则是民事活动的风向标。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日益增长，期盼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生态目标是行动的先导，绿色原则应运而生，并成为法典化时代个人经济利益与生态公共利益的新型协调机制。绿色原则居于总则编统领整部民法典，同时也分布在各分编中，内涵行为模式和惩罚性制裁，为民事活动指明方向，输出正向价值观。在行为模式上，物权编增设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对民事主体行使用益物权提出了绿色环保要求、明确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当符合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合同编规定，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这些具体的对权利义务的规定，要求市场经济活动应当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惩罚性制裁上，侵权责任编对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侵权责任作出专门规定，设立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为我国生态环境侵权的民事赔偿提供了依据，能够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侵权行为起到预防和惩戒作用，有助于更好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行为模式的规制发挥指引作用，惩戒机制用以警示和惩罚，二者共同成为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导向和引导机制，有利于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

　　绿色原则的创设、落实直接影响人们对新发展理念认知认同和自觉践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把绿色原则落实到民事主体的日常生产生活中，确保民事主体的经济社会活动处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限度内，通过民法原则及法律实践对民事主体及行为进行引导和保护，全面推进正向价值观有益输出，实现法治现代化与绿色发展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