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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是目前为数不多的一旦感染，就极难治愈的可怕疾病,不少人谈“艾”色变。可是，除了医生，你可知道还有这样一个群体，默默无闻，已经与艾滋病“打交道”十年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与艾滋病的接触过程，甚至比医生更危险。

　　【许多人因毒品染上艾滋病】

　　十年前的2008年，正是举国同庆的奥运之年。也正是在这一年，北京市金钟监狱（现柳林监狱）成立了一个特殊的监区——艾滋病监区。十年会发生很多事情，鸟巢一代已成为了社会中坚，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但有许多人、许多事，依旧不忘初心、始终如一，比如柳林监狱艾滋病监区的民警们，他们在这个极度危险的传染源里，已经摸爬滚打了十年。他们到底经历过什么，是否早已因“艾”生变了呢？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还是听听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副监区长沈安强：

　　不嫌弃、不抛弃、不放弃

　　我2009年部队转业，直接分到了艾滋病监区工作，算是监区的“老人儿”了。我认为，改造艾滋病服刑人员，坚定信心最重要。要明确，艾滋病服刑人员，是病人，更是服刑人员；还要明确，艾滋病不可怕，可以防范更可以治疗。 没有这个胆量和信念，你就没有勇气在这个监区干下去。

　　我在这个监区工作十年了，我的家人和朋友从来不知道我管的所有服刑人员都是艾滋病人。其实我心里也挺害怕被他们传染，但是我不能在服刑人员和兄弟们面前表现出来。我有一种感受，当你具有了一身凛然正气和极大勇气的时候，就连那些试图威胁你的服刑人员都会折服。

　　【原八分监区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刘勇的事迹广为流传】

　　监区刚刚成立的时候，有的服刑人员心态偏激，行为疯狂，仇视一切。甚至出现过张开嘴试图啃咬民警，把自己带毒的鲜血往民警身上涂抹的行为。要是老百姓遇到这种人，有多远躲多远，可我们没法躲，还要冲上去，迅速制止。不少时候，感染只在一刹那间。

　　监区民警孙仁国，在制止一名试图闹事的艾滋病服刑人员时，被这名服刑人员在胳膊上狠狠地抓了一下子，鲜血顿时流了出来。虽然马上吃药阻断，但是否感染要半年之后才能确诊。那时，孙仁国还没有结婚呢！在这半年当中，孙仁国一直提心吊胆，吃不下睡不着，度日如年。等到诊断结果确认他没传染时，他整个人都瘦脱相了。

　　这十年来，监区的改造理念也在不断发展进步中，虽然还是会遇到服刑人员的极端行为，但是监区一直坚持对这个群体“不嫌弃，不抛弃，不放弃”，我们曾经多次背起他们去医院抢救，我们会走到监舍中指导他们整理内务，我们为了让服刑人员群体更接受我们，还和他们手握着手，玩“解手链”的游戏。服刑人员的心也是肉长的，时间久了，他们也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为了他们好，谁才是他们最值得信任的人。

　　管班民警李全成：

　　我瞒着妻子继续留在了这儿

　　我上的化工大学，学的是“高分子材料工程”，中间当了两年兵，后来却成了一名监狱人民警察，命运真是很奇怪。分配单位的时候，我被念到被分到柳林监狱，我觉得这名字还挺好听的，但是其他同事悄悄告诉我：“那是个传染病监狱”，我的心凉了半截。当我得知自己被分到艾滋病监区的时候，我的心彻底凉了。

　　说实话，一开始工作时，我也是战战兢兢，生怕服刑人员窜出来挠我一下，咬我一口，那我就“歇菜”了。但是其他老民警给我树立了榜样，我也就敢于开始进行正常管理了，每天一上班，开水房、开库房、带看病、发药、打饭、巡视、检查、谈话、讲课、组织活动、组织出工……每天进出服刑人员的生活区不下一百次，要是畏畏缩缩的，这工作也就都别干了。

　　我管的班组服刑人员一共6个人，学历普遍挺高，两个本科，一个研究生，还有一个当过领导的。他们中的好几个和我年纪相仿，学历相当，对我有很大认同感，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我说。我参加工作一年多了，所主管的这几个服刑人员，除了病情起起伏伏的，其他方面都比较稳定。有一名服刑人员，某天夜里凌晨犯病了，躺在床上口吐白沫，我发现之后赶紧处置，叫醒其他民警，报告监狱，联系医院，在短短几分钟时间内，成功把他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这名服刑人员临近释放前找到我说：“李警官咱们留一个电话吧，您救过我的命，我出狱后想报答您。”我当然没有留这个电话，但也感到欣慰，他有这个心，说明他还有良知，说明他再犯罪的几率小了许多。

　　我和妻子经过9年的爱情长跑，今年6月结婚了，现在她已经怀孕，为了孩子，她开始有点介意我的工作了。每次回家，她都会给我划定一个区域，逼我把所有衣服换掉消毒，先彻底洗一遍澡才能进屋。平时总是让我去医院抽血检查，我告诉他艾滋病不是那么容易传染的，但她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我也有些无奈。在艾滋病监区工作虽然危险，虽然遭到了家人的不理解，但我还是要在这里坚持下去。之前监狱有的科室想调我过去，但是我拒绝了，我觉得一线岗位才是我的战场。这件事我一直没敢和妻子说，说了她没准又会埋怨我。

　　清河分局医院医生郭涛：

　　我在艾滋病监区当医生

　　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的，长时间重点负责治疗艾滋病服刑人员，对于他们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我再熟悉不过了。谁该开药了，谁该打针了，谁的喘气声音不对，谁的气色不好，望闻问切之下，我就能瞧个八九不离十。时间长了，他们也很信任我，我很珍惜这份信任，每个人都怕死，艾滋病服刑人员更怕死，他们能信任我，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把命交给了我。

　　一开始上班，并不存在这种信任。我给他们普及艾滋病治疗和预防的基本知识，我正在滔滔不绝，他们却粗暴地打断了我，说：“医生你说艾滋病不通过空气和触摸传染，那你为什么总戴着口罩和手套给我们看病？”我顿时语塞。后来，再给他们看病，我主动摘下了手套和口罩。这个变化被他们看在眼里，我从此也在他们心中伟岸起来了。

　　但是给他们看病也有风险，该防护也要防护。有一名艾滋病犯患有精神病，犯病了之后就得给他打针治疗。有一次，监区的民警和服刑人员把他送到我这里来时，他又踢又踹，又咬又骂的。我表面镇定，其实内心也是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但这就是我的职责：让他们在治疗中改造，在康复中走向新生。

　　我是医生，更是警察，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艾滋病监区民警中的一员。和许多监区民警一样，我的同学都知道我在监狱当医生，却不知道我给艾滋病人看病。虽然大家都是学医的，医者仁心，但我估计一些人还是会心存芥蒂，不聊这件事反而是件好事。当同学想详细打听我的工作性质时，我和其他人一样：“却道天凉好个秋。”

　　十年来，艾滋病监区收获了无数荣誉，也建立了强有力的工作机制。但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在于，一大批对人生绝望的艾滋病人在民警的帮助挽救下，重新划起了希望的双桨，扬起了新生的风帆。十年过去了，还会有下一个十年。这个世界肯定会发生更多美好的事情，而我们的民警还将继续坚守在这里，为“艾”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