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建国前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北京的肃特斗争虽持续不断,但仍然有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他们不甘心失败的命运,时刻窥测方向,伺机破坏,以求一逞。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不少反革命分子与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相呼应,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幻想变天。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后,中共北京市委深入检查了前一阶段镇反存在的问题,决定实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第一次镇反从1950年11月开始,到1952年10月结束。运动的第一阶段,在经过调查摸底,充分做好材料准备的基础上,采取全市统一行动,分期分批集中搜捕的办法,重点打击了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在历次搜捕行动中,都由各单位、街道和区层层召开有广大市民参加的宣传会、控诉会,彻底揭露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市里还多次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扩大会议,市、区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并邀请民主党派、宗教界、少数民族、工商界等代表人物参加,共同审查反革命分子案卷,观看罪证展览,从而大大激发了各界人士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每次集中捕、杀反革命分子时,广大群众奔走相告,振臂欢呼“彻底掀翻了压在身上的石头”,庆贺“第二次解放”。事实说明,有广大群众参加的镇反斗争,是一次天翻地覆的民主革命运动,被压迫受凌辱的广大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反革命势力彻底陷入了灭顶之灾。
毛泽东对北京的镇反运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中共北京市委在1951年2月至7月给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7个报告中,有5个报告(2月—4月)毛泽东做了重要批示。不仅保证了北京镇反运动的健康发展,而且指导了全国镇反运动的顺利进行。
这一时期,还专门开展了取缔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斗争。捕、杀了一批罪大恶极的道首,登记了一批中小道首。经过宣传教育,使误入歧途的广大受骗道徒纷纷自动退道,彻底从组织上和思想影响上摧毁了一贯道。
1951年6月,转入运动第二阶段。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实施立即收缩、严格控制捕杀人犯的方针。重点转入清理积案,对在押案犯及时审结,保证办案质量;对已结案件逐案复查,及时纠正少数错案。在全市普遍开展了教育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工作,争取他们转变立场,同反革命划清界限。在前一阶段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普遍组织起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加强经常性的防特、防奸、防盗、防灾害事故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了镇反运动的成果。
1951年10月,运动进入第三阶段。重点打击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特别是镇反不够彻底的郊区、山区地带和边沿地区。经过深入调查,发动群众,扫荡了残余的敌人。
经过第一次镇反,北京市未经打击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已经不多了。但是漏网的还有,外地逃京的反革命分子也有一定数量,有些经过处理但没有认真接受改造的反革命分子又死灰复燃,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动会道门的复辟活动也比较突出。针对这种情况,自1955年始至1956年8月,又开展了第二次镇反运动。这场斗争,在搜捕漏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同时,重点打击了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破获了一大批派遣特务案件、潜伏特务案件以及反革命纠合集团案件;粉碎了反动会道门复辟阴谋,使一度抬头的反革命活动遭到了迎头痛击,没有形成大的气候。1956年初,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感召下,在镇反斗争强大声威的震慑下,反革命势力开始分化瓦解,出现了投案自首的苗头。顺应这种情况,在全市开展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政治攻势,通过宣传形势和政策,公布从宽处理的典型案例,全市有1100多名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这是对残余反革命势力的又一次扫荡。
清除帝国主义在华残余势力是北平解放后的一项重要任务。解放前,帝国主义间谍以设在北平的使领馆、新闻、文化、社会团体、贸易商行、教会等为掩护,大肆搜集情报,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解放后,间谍破坏活动有增无减。1950年,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北京市军管会明令征用东交民巷的外国兵营地产,在京外侨限期上缴所存枪支弹药,限期拆除电台。查封了原美国领事馆的收、发报机。经过深入调查,于1951年7月25日,公开逮捕了34名证据确凿的间谍分子。破获了隐藏在5个天主教堂或书院内的“公教情报组”、“公教青年报国团”等一批间谍特务案件,缴获手枪、雷管、炸药、电台、战刀、匕首、反动证件、情报底稿等大量罪证。接着,又先后取缔了天主教非法机构“外地教区驻京办事处”和反动组织“圣母军”,比较彻底地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北京的残余势力,教育发动了群众,促进了天主教“三自革新”爱国运动的发展。
伟大的镇反运动,使长期盘踞在中国大陆的反革命势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铲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赖以复辟的主要社会基础,极大地加强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几十年来,世界风云变幻,历经艰险,但在各种险风恶浪中,始终没有形成足以动摇我国社会主义根基的暴乱组织和力量,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然而,对反革命势力的彻底镇压,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后,北京(平)公安机关在建立和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一系列斗争中,经受了殊死的考验,在首都公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