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法网

　　在中国古代，讼师是百姓参与诉讼中不可或缺的角色。由于多数普通百姓目不识丁，不懂法律和诉讼程序，面对高高在上的“父母官”更是不知所措，因此他们需要讼师来代写状子，帮其在公堂上辩解和争取权益。
　　然而，讼师虽然可以“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但是其始终处于政治上和道德上十分尴尬的地位。在官府眼中，讼师是极其恶劣的，被视为“奸猾之人”。正是由于他们的鼓动和教唆，使得百姓不满于现状，出现“好讼”的现象，扰乱了社会的秩序。讼师经常被称为“讼棍”，他们的行为常被描述为教唆颂词、颠倒是非、串通衙门、欺压乡民，等等。
　　在春秋末期，逐渐出现了一批帮人写状子、代人打官司但不被法律承认地位的人，他们被称为“讼师”。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郑国的邓析，他经常代人打官司，成为讼师的鼻祖。这一时期，讼师还是主要由官僚、士大夫阶层构成。到了秦朝以后，讼师群体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普通士子为主。
　　在宋代以前，讼师并未形成一个社会群体，“好讼”只是个别现象。这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始终追求的是一种“无讼”的理想境界，大部分的纠纷通过家族或社会调解来平息，大多数人的生活是远离国家法律和诉讼的。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或因个性或是遭遇使然，他们不得不走进官府衙门。此时，一旦进入官府打官司，讼师成为他们在公堂上最为有利的“代言人”。因此，由于社会环境所致，讼师虽然只是社会中为数不多的个体，但又成为一股不可或缺的助讼力量。
　　到了宋代，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民间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 “好讼”之风兴起，讼师也逐渐多了起来。虽然他们对封建等级秩序带来了干扰和冲击，但此时宋代各级官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以务实的态度正视讼师的助讼活动。宋代还制定了调适司法活动的积极措施，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社会成员追求私利的正当性。此时，讼学的发展和讼师的地位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峰，正如陈景良教授在《讼学、讼师与土大夫》一文中所言“是汉唐以来及其后的元、明、清司法所不曾具备的，即使是在当时的西方法制文明进程也还具于先进的地位。”
　　另一方面，发端于宋代的“告不干己事法”，虽然目的是为了防止无赖之人或退职衙役充任讼师进行滥讼行为，但它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整个讼师群体的发展和他们的助讼活动，使得讼师只能在公堂外为事主服务，并且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了明清。
　　到了清代，一些仕途不顺的书生文人成为讼师的主体。正是由于“告不干己事法”的扩张和发展，讼师必须在事主上公堂前将一切事项预先进行设计，做好打赢官司的准备，因此对讼师的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时，民间还出现并流传开来各种版本的讼师秘本，以指导人们以极其夸张的程度、用四字珠语的形式高度概括起诉案由，用极富视觉刺激的词汇夸大纠纷的严重性。像《萧曹遗笔》之类的讼师秘本对清代诉状的风格有很大的影响，成为指导讼师撰写诉状最重要的“教材”。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讼师几乎不为官府所认可，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始终处于被政治甚至被法律所拒绝的尴尬境地。但他们又在历朝历代中延续发展下来。在百姓被迫或主动卷入官非后，讼师成为其唯一的救命稻草。讼师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生存和延续更体现了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抗争，以及对法治的向往和对司法公正的朦胧追求。